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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婚喜事扎堆,红帖泛滥问题凸现,市民不堪其烦。一名普通公务员的来信,引起市委书记郑道溪和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林文杰的重视。“两节”期间,泉州市将治理“红帖”和收受“红包”借机敛财行为作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好落实。本报上周刊发这一消息后,许多读者纷纷来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讲述
红包越送越厚 人情越来越薄
开心事:凑份子凑出了婚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生活水平不高,腰包不鼓,送实实在在的物品是当时的主流。每件物品的价值也就在3至5元左右,有时还是好几个人凑份子买的,每个人花1元钱左右就可以了,“份子”的说法也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我结婚那会儿,亲戚朋友送来的‘红包’可比现在的‘重’多了。”结婚已经二十多年的陈女士,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那时候收到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礼物,被面、毛毯、洗脸盆、暖瓶等等,家里都要被堆成山了,“我和先生收拾了整整一晚上。”说着陈女士拿出一面梳妆镜,上面写满了同事的名字和贺词,“虽说不能用,但我们还是保存到现在,毕竟礼轻人情重。”陈女士说。
其实,除了这些货真价实的礼品外,也有为了省事包“红包”的,陈女士回忆说:“那时候大家收入都不高,红包基本上在10块钱左右,二三十元的红包就是很大方的了,谁在乎到底给多少啊。”
回忆起当年每个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陈女士笑着说:“我那时候给别人包过3块钱的红包,一点都不觉得丢人。”至于红帖,那时候更是少发得很,也没人把它当做炸弹。家有喜事,个人都会拿些喜糖到办公室,同事朋友们一起“吃甜的”热闹一下,婚宴也只请一些亲戚,“一桌28块钱,大鱼大肉都有”。
陈女士的同事老蔡对红帖一事也深有同感。老蔡的婚礼,是20多年前在乡下老家办的。“做上一大桌家常菜,同乡邻里也不会送什么红包,倒是带来自家做的菜或酒水”,老蔡说,当年婚礼就像同事朋友聚餐,“连婚宴也是凑份子凑出来的”。10来个至亲朋友聚在一起,“一桌”的婚宴能从下午持续到晚上。参加的亲戚朋友,能从这桌“凑出来”婚宴菜的好坏,聊到奇闻逸事、国家大事,到了晚上还接着闹洞房,“不像现在,尽管婚礼现场闹哄哄,可有些客人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那时候人们参加婚礼,怎么会想到有‘人情债’要还呢?”老蔡说,这几年,人们越来越讲究人情,同事朋友结婚动不动就请上三四十桌,“我这几年放出去的‘债’,恐怕要指望五六年后,孩子结婚才收得回来了”。
郁闷事:“一面之缘”也发红帖
20年前的婚礼不兴请同事,自然也就没喜帖一说,如今见过一面也得担心会招来红罚单,人情、惯例让红帖的花样也层出不穷。刘小姐前几天代表公司,到厦门参加了一次活动。一个星期后,她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张带信封的喜帖。看看喜帖上新娘的名字,似曾相识,回忆大半天才想起,新娘原来是在厦门活动上刚认识的。“她不会是按着手头的名片发喜帖吧?”刘小姐说,没想到见过一面,相隔100多公里,都能被红色炸弹打中。收到这种“一面”喜帖,已让人心烦,如果喜帖上邀请的不是一个人,而印上了“全家”两字,接帖者就更为难了。参加婚礼,包上200元是惯例,可刘小姐最近发现,收到的请帖上不少是邀请“全家”。这就让刘小姐犯难,几次200元下来,已经让家庭财政几近透支,“现在再来个‘全家’,不得再多个两三百”。毕竟经济承受不了,刘小姐只得一个人参加朋友们的婚宴,先生和孩子也只能是经常“加夜班”或“上自习”。
一家人难逃“红罚单”,现在就连去世的人会遭到“红炸弹”轰炸。刘小姐的父亲去年刚去世,照理说别人红白喜事,父亲不会再收到请柬了,可现在刘小姐却有一种“父债子偿”的感觉。前两天刘小姐家里来了个父亲的朋友,多年未曾联系。说明来意,原来是孩子结婚,来请刘小姐的父亲。“别人来请父亲,说明大家对他的尊重”,刘小姐说,可父亲已经过世,还有人上门发帖请客,并表示他们家人非得代父亲去不可,就让其难以理解了。
感叹事:“红炸弹”炸断三年婚姻
与家庭经济上拮据相比,“红色轰炸”给小吴生活带来的影响则更大,“老婆因为红帖的事,要和我离婚。”
小吴是三年前结的婚,回忆起婚礼当时的情景,小吴还很感慨。当时决定要请哪些人时,小吴夫妻特别考虑过,“既然将来总要参加别人的婚礼‘还债’,不如现在多请些人”,小吴夫妻达成共识,最后一请就是40桌,“送了那么多请帖,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婚宴的“收益”也如他们夫妻的预想,“赚”了3万多元。
接下来的生活,则有点出乎小吴夫妻预料。他们每月除了要还2000元的房贷外,花在婚喜事上的钱也不少,特别是到了年底,两人加起来不足4000元的工资,常常花得精光,“生活费还必须向父母要”。
“要不你就别去参加你们同事的婚礼了”,妻子不时会对小吴这么说。而当妻子要去参加朋友婚礼时,小吴也说同样的话。起初,因为经济原因,两人也就没去了几回。可到后来,夫妻俩常被一些同事在背后指责“不近人情”、“当时请那么多人,现在反倒不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妻子首先忍不住别人的冷嘲热讽,“都怪你挣不了大钱,连几百块的红包都出不起”,小吴一听这话也火了,“知道我穷别嫁我啊”。本来一个好好的新家庭,就此充满了火药味。
还是持续地接到红帖,还是拮据的经济,而小吴家里的争吵也日渐升级。半年前,小吴的妻子搬回娘家,提出和小吴离婚。三年的婚姻,因为不堪红帖的重压、身边人的议论而到了破裂边缘,红帖轰炸威力之大,可见一斑。调查
送礼收礼算笔账送红包:几张“罚单送光一月生活费
90年代初开始,红包的数量渐渐多起来,不过,那时候10元、20元出手,也不会觉得小气,而现在,标准上涨了10多倍,已经没有低于百元大钞的了。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没想到这一情景,却成为现在不少人面对红帖时的真实写照。
11月份以来的几个周末,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老吴,几乎都是在婚礼场上过的。参加的第一场婚礼是一个“哥们”的,自然不能少了,600元;接下来的两场,又都是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同事,600元的口子开了,自然也不能少;上个月底,老婆的同学结婚,少送一点吧,再少也不能低于600元吧。
本来朋友结婚是一件喜事,可这两个月,婚礼一场接着一场,一见到喜帖,心头就痛。“请柬越多,腰包越瘪”,老吴说,自己和妻子的月收入都是2000元左右,但每个月的房贷2000元,日常开销1000多元,平时,一个月只能剩个1000元左右。可在11月份,自己一个月的收入都送了红包,一个月下来,只出不进,家里的收入成了负数。这样的情形并不算完,12月算是结婚高峰的开始,老吴又已经参加了两场婚礼,一个500元,一个200元,下周,还有一个同事的婚礼在等着自己,至少也要准备200元。
“面子”问题促使红包行情一路看涨,而实际上,这还不单单是面子问题,送红包的多少往往还标志着你和朋友关系的亲疏。如今,200至300元不出手,400至500元冰上走,700元嘴开,800元眉抬,900至1000元双眼才睁开,人人心中有一把标尺,怎么衡量,要看你红包的厚度了。
“现在200元是起步价,但只要关系还不错的,200元哪里拿得出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想节约是不行的。平时没钱就不花,有时还能积攒一些,可现在没钱也必须包,这是个人情问题,不是节约问题。“左攒钱、右攒钱,红帖一来就回到解放前”,虽然感觉吃不消,但老吴仍忘不了调侃自己两句。
收红包一场婚宴赚的都贡献给酒店
送红包的不轻松,收红包的也一样,有来有往,这已经成了婚礼红包往来的一个“潜规则”。收了红包后,不少人就如同借了房贷一般,要经常惦记着怎样“还款”了,实际上,还是在寻求人情的等价。
王小姐在一个星级酒店办了30桌1288元的婚宴,婚宴总花费3万多元。不过,每位朋友都带了至少200元的红包,不少还都是500元左右,加上酒水开销,一场婚礼下来王小姐和新郎收到的份子钱超过了6万元,结完婚宴款后,还“赚”了两万元左右。王小姐说,“如果控制好成本,婚宴桌数越多,收回来的红包钱也就越多”。
“这些钱还不是‘贡献’给酒店了”,王小姐丈夫的这句话,却让本以为是赚了钱的王小姐泄了气。从表面上看,这场婚礼确实略有节余,然而这些红包,实际上可都是王小姐夫妇的“人情债”,现在只剩下两万,至于其他的“人情”,“可不就是让酒店赚了嘛”。
王小姐说,自己这么“大宴亲朋”,也是出于无奈。两年前,王小姐有不少同事、朋友结婚,“当时给这些亲戚、朋友的红包就有6000多元”,“现在他们也算按照规矩来还礼吧”。王小姐说,虽然此次婚宴自己赚了一些,但相比这几年以及将来的支出,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红帖就像在挖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你拿再厚再多的红包去填也填不上”。在现在的风气之下,一定要和人家给的红包一样,有时候还要付出更多。她今年光婚礼红包就共送了4000元,朋友、同事的孩子出生、满月的也很多,200元至500元的红包也得送出两三个。
两会声音
面对“红帖”两会代表谈感受不妨“量力发帖、摸摸红包”
市人大代表丁丙
“曾经有朋友连续6天参加各种礼宴,一周之内就送出礼金2000多元。”谈到红包,丁代表的语气里带着感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朋友对于“人情风”的感受,“不堪重负”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面对越来越多的婚宴邀请,一些年轻人开始打起了白条。也就是说,这次我去你家喝喜酒的时候给你打个白条当“份子”,等我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要随份子,再把白条还给我就行了。据说,这种新的随礼方式让很多经济不宽裕的年轻人暂时松了口气。
据丁代表了解,不少市民面对真红包也好,白条也罢,都表示出对背后隐藏“人情消费潜规则”的种种无奈。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无奈所折磨的时候,也就到了改变规则的时候。
新人只象征性地收下红包,在佛山的南海和顺德两区已经成为普遍的风俗。红包在新郎的口袋里只停留了半个小时。婚宴中,新郎新娘向客人敬酒表达感激之情后,将红包原封不动放回客人的面前。
丁代表说,这几年类似的现象,在晋江、石狮等地也逐渐“风行”起来。他所参加的几次婚礼上,新人宴请亲戚朋友,量力发帖,只求大家一起热闹,象征性地摸摸红包或不收红包,使一度被很多人视为“人情债”和“罚款单”、“红色炸弹”的结婚喜帖,回归了喜庆和祝愿的本义。
当起移风易俗的领头人
市政协委员朱学群
在采访中,政协委员、市社科联主席朱学群也表示,大部分人发喜帖的初衷确是为亲朋好友相聚图个热闹、分享幸福,可当下一些“红帖”引出的“人情”名目,也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外,又增添了求人办事的“方便礼”、亲友之间孩子的“满月礼”、搬家之后的“乔迁礼”等等,更有一些贪官们利用喜事的名义收取份子钱来大肆受贿。
“随着人情费的节节攀升,人际的暖流却在悄然冷却”,朱委员说。现在很多人把红色请帖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就反映出人们对人情费的反感和厌倦。
几年来,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定,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本来没有经济考量的“红帖”、“红包”,在“人情链”和一些“旧官习气”的侵蚀下,却表现出了“官本位”的特点。
据朱委员介绍,“红帖”发给谁,逐渐“有意识”起来;“如果领导红包送500元,下属就自然地分出300、200不等的红包等级”。“红帖”泛滥、“红包”庸俗化,在一些地区不仅给党风政风带来了负面影响,还进一步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既然相关部门对党员、干部参加婚丧喜庆事做出了规定,广大市民自然就希望看到它们能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这不仅能在实际上减少很多人的生活负担,而且在这样的活动中,党员、干部们也能当起移风易俗的领头人。
各方观点
市纪委常委林振海
谈到“红帖”、“红包”,自然就牵涉到人情。如今,礼尚往来的“红帖”、“红包”日渐异化成了无休止的“人情债务链”。把人际关系金钱化,助长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与勤劳节俭,淳朴的传统美德相悖”,会造成社会人际交往中的负效应和恶性循环。
把红包与其寄托的人情放于两端,越来越多的人称出的,并不是红包中的“礼”越重“情”越浓,而是“礼”超越了“情”的本义,甚至让不少人背成了“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的本色,是促进党风好转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从1993年起,中央纪委、省委办公厅和市纪委,相继下发了治理“红帖”、“红包”的规定。在几年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相关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党风带动社会风气向良性发展的现象。几年来市纪委、监察局大力开展“红帖”专项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查处了一批违规发“红帖”、收送“红包”的典型案例,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红帖”问题的蔓延,在群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以“非亲不请”、“非亲不去”以及“事前向组织报告”为原则,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在婚丧喜庆事宜中,都能保持廉洁行为,做到“以情为重,不带功利”。但是近年来,利用婚丧喜庆等时机,广撒“红帖”的不正之风,在少数党员干部中有所抬头。个别党员干部甚至借机敛财,以“红帖”的形式大肆收受“红包”,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
有人说“廉不廉,看过年”,但廉洁并不只是过节才提的事。市纪委监察局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过好“廉节”,更要将“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贯彻于日常生活,带动社会风气的净化。同时,纪检监察部门也将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群众反映的人和事,将一查到底,取信于民。党员干部违反规定收受“红包”的,一律先停职,再按规定处理。
红包有“情”更要有创意
民俗专家洪泓
婚礼红包的历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古代并没有流行送份子钱的习俗,人们习惯送东西给新人。据了解,清末民初,送份子钱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尤其是满族八旗,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红包,但是亲朋好友会送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直接送钱更为全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从最开始的几十元、几百元,到现在成千上万的“份子钱”也屡见不鲜,份子钱已经变味了。很多人把份子钱的多少当成了量化关系远近的标准。
“红包”代表了对新人的一份祝福,但是钱永远不能代替感情,谁红包给得多,就代表谁更亲近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在新时代,应该提倡亲戚朋友们为新人,送一些富有创意的“红包”。
比如可以用喜庆的对联或书画代替红包。不少年轻人对于收礼、送礼都已经麻木,要是朋友将与新人的友情记忆制作成VCD,作为贺礼,相信能给婚礼带来更多温情,也易于新人们长期保存。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请上一些亲戚,办一个简单的婚宴,再通过QQ视频、网络博客等,将婚庆过程直播或记录下来,朋友在网上都能看到并参与其中,也是现代年轻人简办婚宴的不错选择。
记者手记
别把礼尚往来“金钱化”
两节来临,很多人赶着要在猪年来临之前完成终身大事,随着众多新人接连不断的“盛大”婚事,一些市民对接踵而来的“红包”人情债感到有些吃不消,有的新人甚至还收到了假钞,回家清点礼金时要出动验钞机。可以说,送礼要送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对人情的扭曲。
婚喜事发“红帖”,收送“红包”,本是社会风俗,然而“礼”超越了“情”的本义,异化为无休止的“人情债务链”,或成为一种“钱与情”、“钱与权”的交易,就明显地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过去揭发出来的很多贪官,都是在节日中以收受礼金为名而受贿,终至沦为罪犯。就连韩国媒体也指出,中国结婚中的红帖、红包,让“原本应该轻松愉快的婚礼,变成了一种负担”。因此,无论发帖、送礼还是收礼都应该有一个区分和尺度。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无奈所折磨的时候,也就到了改变规则的时候。而要改变这种潜规则,显然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或者法规,而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
在不少人深陷同事、朋友的“人情债连环套”中时,不妨看看这份个人声明,也许有借鉴之处:“本人深感请客送礼之忧虑,常常因为忘记吃酒,不自觉得罪了很多人。办酒与吃酒令我身心疲惫。因此,本人决定从中解脱出来,从今往后,除个别我还没有还清的人情外,如逢红喜事相邀,我将送鲜花以示祝贺;凡遇白事,我一定携带花圈前往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