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关东城，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侧面反映了往昔东北人民的生活，笔者虽只赶上个尾巴，记忆并不模糊。

　　三怪之一：窗户纸 糊在外

　　“窗户纸，糊在外”，乃从前“关东三怪”之一。

　　“关东”这个区域概念发端于明初建山海关之后，而盛行于有清一代。清末以来，至民国期间，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大批移民进入关东。

　　在没有玻璃或视玻璃为奢侈品的年代，窗上只有用糊纸来遮风、挡雨、御寒。而关东的“窗户纸，糊在外”，正是由自然环境和气候所决定，这里春秋多东南或西南季风，风力很大，窗纸要糊在里，极容易被风鼓破；夏季多南风雨，糊在里也易被雨溅湿打破；更主要的是冬季，窗纸要结很厚的霜，如糊在里面，霜会把窗纸润湿坠掉。只有糊在外面，才会相对的长久些。初到关外的人，从外面看不见窗棂，只见白花花一块，挺不顺眼，就成了一怪。

　　窗户纸再结实也是纸，不管怎么精心呵护，不时粘补，但，猫撞、鸡啄、小孩捅是免不了的，一年下来，还是千疮百孔。每年天冷前，要新糊一次窗，已成了关东人岁岁必为的节令活动。届时，三叔都要赶车进城去买窗户纸。这种机会，儿时的我是不会错过的。糊窗，既不能用很脆的白报纸，也不能用厚不透光的牛皮纸。那时专门造有一种白色、稍有点粗糙、但拉力很强的窗户纸。我屁颠屁颠地跟在三叔身后，在老城货比三家之后，在东街路北和顺昌杂货铺买上一大卷，兴高采烈地抱到大车上，拉回家。以后，选某一个无风的晴日，祖母和婶子们就要把所有的窗扇摘下，撕掉已经所剩无几的旧窗纸，再用刀子刮净陈旧的浆糊痕迹，才能抹上浆糊，糊上新窗户纸。这时，就是中间有一小块玻璃的下扇窗子也要糊满纸，暂时不能动，待浆糊干透的第二、三天，再用小刀把蒙住玻璃的窗纸割下。最后一道工序，还要用棉团给窗纸抹上豆油，用以防湿、防霜，增加窗纸的透明。

　　走进新糊完窗纸的屋子，好像亮了许多，暖了许多，感觉就是不一样。

　　窗纸糊在里也好，糊在外也好，都已随着玻璃的日益平民化，跟着茅屋草舍与贫穷的离去，而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有趣的风情。

　　三怪之二：姑娘叼个大烟袋

　　姑娘叼个大烟袋”，乃从前“关东三怪”之二。

　　这怪并不只是针对关东的女孩子，实是怪关东抽烟袋的人群太普遍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称：清前期，东北民族吸烟已相当普及，“俗习已痼，无论男女老少，莫不嗜之”。

　　说起关东人抽烟，还颇有点早期与世界接轨的味道。烟叶这种东西，是14世纪末哥伦布由美洲带出而传向世界的。明末清初，最早由南洋、俄罗斯两条通道，分别传入我国南方沿海和东北地区。东北北部的少数民族，较早地见到这种神奇的植物，吸食以后让人兴奋、缓解疲劳，并能驱避毒虫。当时关东几乎就没有文化生活，人们很寂寞，一时对抽烟袋、种烟趋之若鹜，成为时尚。这给关东带来了陋俗，也带来了烟草种植业。初到关东、刚刚接触烟叶的关里人，面对着男女老少人手一只烟袋的风景线，能不感到陌生和惊诧吗？

　　我儿时，60多年前的辽北故乡，烟风已敛。姑娘叼个大烟袋的景象已难得一见，最后一代叼大烟袋的姑娘都已步入老祖母行列。当时人们尚不知尼古丁为何物，更不知其有碍健康，而拒绝烟袋，只是从节俭、杜绝浪费考虑。我的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就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年轻人是不许抽烟的。只有两位上了年纪的曾祖母享此特权，并在园子里给她们留两条垄种烟。她们一人一支长长的旱烟袋，冬天守着火盆，旁边放个烟笸箩，叭哒叭哒地抽个没完，那老青烟、“蛤蟆癞”浓浓的辣味，呛得我们几个孩子吵着抗议。她们则往往以抽烟能防避毒虫来反驳我们。确实，夏天她们总是把透烟袋杆、沾满烟油子的“笤帚眉儿”，放在窗台外的土墙上。淘气的我们也真的做过残忍的实验，捉一条活蛇，给它嘴里抹一点点烟袋油，它便立刻翻白死去。

　　二百多年的抽烟盛行，还让烟袋成了人们交际、礼仪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客人来了，主人家的媳妇要装一袋烟，恭恭敬敬递上去，表示款待；儿、孙媳妇，早、晚都要给老人装袋烟，以表示孝顺；达斡尔等几个少数民族，还把烟作为丧事中的祭品，并把烟袋、烟荷包等烟具随葬。跳神时，“大仙”附体后也先要烟抽。结婚礼仪程序上普遍都有“装烟”一项，新媳妇要挨个一袋一袋给长辈装烟，当然，长辈也不能白抽，是要在此时掏出红包的。就是在人们已经认识了尼古丁的今天，此风依然不歇，挺前卫的婚礼上，还习惯地保留着“点烟”的仪式，当然，这已仅仅是醉翁之意了。

　　抽烟人对烟袋很讲究。烟袋是由烟袋嘴、烟袋杆、烟袋锅三部分组成。男人用半尺长的小烟袋，拴上一个绣花烟荷包，可以别在腰带上，随身携带；女人则用二尺多长的长烟袋。直到新中国建立后，郭颂唱《新货郎》，不是还把“汉白玉的烟袋嘴，乌木的杆儿，锃明瓦亮的烟袋锅”当稀罕物，叫卖过多年吗？

　　旱烟袋已在除少数偏僻乡村外绝迹了，忌烟、戒烟渐成时尚。现在，烟袋、烟荷包成了收藏品。

　　三怪之三：养个孩子吊起来

　　“养个孩子吊起来”，乃从前“关东三怪”之三。

　　它惊奇的是东北小儿睡觉的悠车。悠车，是用椴木薄板做成，椭圆形，一米多长，像笸箩，又像木槽，镶有铜、铁环……名为车，但无轮，以柔韧皮带或麻绳吊在屋梁或檩子上，把婴幼儿放在里面，用人力把它悠起来，它便像钟摆一样，荡来荡去，使里面的孩子迅速安然入睡。中原很早就有了摇车，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就写过，“古人制小儿睡车，曰摇车”。而摇车与悠车尽管用途相同，用法是绝然不同的。摇车只能放在地上或床上用手摇动，俗称也叫摇篮。人们乍一看见吊起来悠的“摇篮”，能不感到新鲜、感到惊奇吗？

　　关东的悠车，考其渊源，灵感还是来自当初兴安岭、长白山里的鄂伦春、女真人的渔猎生活。人们要出去打鱼、狩猎，孩子放在简陋的马架子窝棚里极不安全，为防野兽，便用桦树皮、兽皮等做成个篮子状兜子，把孩子吊在树上。后来，随着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这种灵感加上手工匠人的手艺，便诞生了悠车。再后来，发展了，又加上民间绘画艺术，给悠车涂上紫红色油漆，画上花卉等吉祥图案，书写上“长命百岁”、“小小一车”等金色吉祥字样。

　　我这个年纪的东北人，大概都曾是悠车的末班乘客。躺在悠车里的感觉可真好，是后来荡秋千、坐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一铺两间房的大炕，悠车就挂在中间的房梁下。炕头纳鞋底的祖母，炕梢做针线的妈妈，不时地有一个人推一把悠车……她们的心肝宝贝在祖母的歌谣声中早已睡着，脸上不时地绽现出“婆婆娇”（花一般的微笑）。一幅多么恬静的写意画，哪里去寻这样的温馨！

　　故乡的土草房已逐渐为砖瓦房所代替，日趋现代化的屋子里再没有裸露的梁、檩，悠车没有了支点，便也知趣地淡出了人们生活的画面。不过，在关东民俗博物馆里，肯定是会找到它的。而从祖母口中流淌的歌谣，不是已经演化成各种版本的《摇篮曲》，不时地在震颤、在荡涤着我们的心灵吗！

　　怪也不怪，那民谣没有嘲弄，没有挖苦，没有炫耀，只是从一种独特的视角，俏皮地记录下一种独特的关东地方民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