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之机：国家抉择与民众行为

　　同样是在2006年的初夏，5月24日，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成员齐聚运河南端的名城杭州，一致通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明确了“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的重要地位，并呼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全面启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运河申遗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那么，运河离申遗到底有多远呢？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应当满足以下六项价值标准之一：一是人类创造的智慧的杰作；二是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或技术、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三是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四是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的范例；五是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范例；六是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

　　罗哲文说，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因此，从价值标准的角度评价，京杭大运河完全符合申请世界遗产的条件。

　　此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经赫然在列，而且国外已经有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先例；加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借助大运河河道调水）通水在即，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世纪以来最好的保护与申遗良机。而把大运河申报为世界遗产，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运河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运河申遗并非终极目的，而是运河保护向更高阶段跨越的里程碑似的标志。

　　大运河浩浩荡荡，从北京城一路向东南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最后联通钱塘江，千百年来氤氲着“中华富庶与文明”的气息，哺育着东部中国一半以上的英雄儿女。也正是因为大运河工程之浩大，流域之广阔，古迹之丰富，从而使运河遗产保护与以往任何一项世界遗产相比，其难度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李殿魁是一位记者非常尊重的水利专家。他曾数次上书建议国家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进一步疏浚济宁以北大运河河段，改原来设计的单纯调水为“通航与调水”双重功能，同时还可以更好地滋润北方干涸的大运河河段。老先生的论证是否科学记者无法判断，事实上，类似莱茵河一样的欧洲河流也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航运功能。记者所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众素质能否保证，在运河不断延伸的航道上，还运河一个像莱茵河一样清洁舒爽的身躯；如是，则运河保护“干涸与污染之难”均解，文物保护亦可期也。

　　唯其如此，运河保护与申遗不仅仅是国家与专家的抉择与行动，更应该成为大家一致的抉择与行动；切莫让这些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吁成为孤独的行动与声音。毕竟，中国只有一条京杭大运河，世界也只有一条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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