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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力求复原和解释已经消失的历史真相，真实无误是第一要义。但是研究的对象，不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是不可再生，再也不能重复的一次性现象。这给今人的研究带来很多疑难，因此，从有史学以来就有各种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用文献、文物考证是史学研究最基本方法，近代以来陈寅恪以诗证史，顾颉刚以风俗求证历史的研究方法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孟姜女传说与史实的研究中，顾颉刚根据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戏曲民谣中的各种传说，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地理学的广博知识，对孟姜女传说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的记载，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成哭倒秦代长城，这一嫁接，时间相差三百年之久。正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 孟姜女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正史看待，但这一故事在中国流传二千多年，并把不是秦代的故事转嫁到秦始皇身上，表现民众对暴君和虐政的愤恨情绪，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丰功伟绩，但在他身边永远站着一个孟姜女，这就把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置于相生相制，两律背反的境地，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现象。顾先生对这一民间故事的发掘，成为近代以来以民俗求证历史的第一人，这对促进史学研究下移到民间民俗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建国以来由于社会学和风俗学的中断，以风俗求证历史的方法悄然冷落，这是史学的偏失。
风俗是历史最生动的遗存，它能够提供文本历史所不能具有的鲜活形态。例如，藏妇女有“加龙”的装饰，这一风俗就导源于我们祖先动物崇拜的习俗。 在青海的汉墓中发掘到一个舞蹈纹陶盆，这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这由五人牵手的三组舞蹈图，每人都以兽角羽毛为头饰，身后有一条尾饰。在少数民族服饰中摹拟兽类是常有的现象。这种习俗遍及南北，汉族也不例外，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的墓葬发现有彩绘人，在衣后就有尾巴的造型，1960年陕西的东汉墓葬也有类似的发现，所以《说文解字》在注解“尾”字说：“尾，微也。 古人或饰系尾”。有的将尾巴不装在身后，而是装饰在头上，满族妇女“叉子头”即是如此。
舞蹈纹盆的出土，说明在青海地区的牧民自古以来就存在对牛羊的爱护和敬畏的风俗，羌的古汉字即由羊与人组成。以牧羊为生的羌人，戴羊角是有权威的象征。在撒拉族自治县发现的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鹿、大角羊等动物纹饰，这是古代羌人图腾崇拜的形象。如今羌人在举行各种仪典时往往在颈上悬挂羊毛线，表示对羊亲密无间，冬季要加套羊皮或羊毛毡的背心，称为“皮褂褂”。在藏族的寺庙、住宅的墙角、门楣经常置放牛头牛角，或牛头金刚像，用牛头当做护身符。这种对牛羊的特殊信仰和尊崇，早在汉族的古书就有记载，根据《山海经.西山经》所述，从崇吾山、经三危山、积石山、玉山到翼理山一带， 当地居民所供奉的神“状皆羊身人面”，这种形象如同狮身人面像一样，是崇拜的发展和进化。
藏族先民的尾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成辫筒，把头发梳成几十条辫子，装入华丽的布袋中，形成一条细长的饰带垂在脑后，有的还缀以金银宝石，末端以红线为穗，长至足跟，厚重古朴，称为“加龙”。从舞蹈纹盆的尾饰到藏族的“加龙”，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有文字的记载并不多，却在风俗的演化中历历可考，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人们从动物崇拜内化为审美意识的进化历程。
运用风俗研究还可校正古代文献某些不足之处，例如，古书记载西北少数民族有贱老的风气，将活着的老人弃之野外或墓穴，任其死亡，这与华夏族的尊生重老大相径庭，并以此作为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就新出版的敦煌石窟的壁画所见，有多幅连续画面，详细描绘送老人进坟墓的场景，那是很隆重的仪式，墓内给老人安置了舒适的墓床，地面铺陈地毯，有食物、用具，壁上挂山水屏风画。送葬的家人或悲泣状，或以袖掩面，也有跪地拜别的，拄杖的老人在排列有序的歌舞阵中，安详地步入坟茔。唐代人称这样的“生圹”为“寂居穴”、“复真堂”，表示远离人世，恢复真身，这是佛教的信仰，视死亡为生身的终结，真身的再现，是死亡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情景哪能用华夏族的贱老来论定。古代文献中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贱老，实际上这是对西北风俗隔膜而造成的误解。
风俗考古，即是借鉴风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追踪和源流的考证，通过非文本的资料与文献记载的比较、质疑、验证，以对历史文本中某些语焉不详或含糊不清之处，进行分析、考辨和补充，为史学打开超越文本的广阔领域。它必将以丰富的资源和独居的慧眼，赢得学术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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