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中国话剧百年由此揭开序幕。同年，春阳社也在上海演出了该剧。图为1907年10月春阳社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后全体合影。

　　中国话剧，在今年迎来了她的大日子———百年华诞。

　　4月5日，话剧交响剧诗《吁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部由京沪两地合作、献礼话剧百年的大戏，正是改编自中国话剧开山之作———《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的原型是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话剧史上，这部作品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100年前，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中国话剧百年由此揭开序幕。50年前，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出演过1907年《黑奴吁天录》的欧阳予倩又创作了话剧《黑奴恨》。

　　新的《吁天》请来了欧阳予倩之子、93岁高龄的欧阳山尊做艺术顾问，充分表明了向传统致敬之情。而其朗读结合交响乐、艺术家表演和多媒体呈现的形式，又让人们看到了话剧在新的时代，渴望突围、再创辉煌的探索与梦想。

　　“我是个‘出土文物’。”欧阳山尊说。但对比他年长了7岁的话剧而言，却是言老尚早。百岁话剧，生命正旺盛。

　　现代性，呼唤想象力

　　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与许多那个年代的舶来品一样，话剧与中国当时最具国际化气质的城市上海，有着不可磨灭的缘分。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由外国人经营，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话剧。

　　Drama直译为“戏剧”，但中国人更乐意叫它“新剧”———新的语言，新的腔调，新的表演程式，作为区别于传统戏曲的新型戏剧，它自进入中国之日起，也注定了要更多地承载起“新”的使命。1907年春柳社上演《黑奴吁天录》，主创者修改了原著的结尾，由白人解放黑奴改成黑人杀死奴隶贩子的自我解放。在依旧宣扬“忠孝忍悌”文化的晚清中国，在一大堆才子佳人的旧戏中，这部戏是如此另类。它讴歌的社会价值与人生观念惊世骇俗，《早稻田文学》评论它“象征着中国民族的无限前途”。同年，春阳社在上海也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虽准备仓促，极为粗陋，且留存了大量戏曲手法，但因其内容之“新”，轰动一时。

　　那时演话剧和看话剧，都是一种新潮。这个“新”，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同名词。刚刚觉醒起来的中国青年，之所以对这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特别敏感，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封建礼教的压抑和折磨，在话剧身上，他们找到了抒发强烈情感的途径，表达着自身的向往，张扬着人之个性。

　　今天，中国早已步入“现代社会”，不可否认的是，走过百年的话剧，相对于电视、网络等新兴的娱乐媒体，在总量极速膨胀的文化娱乐市场里，话剧“新锐”的地位和影响正在下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仲年说，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话剧的观众群应在40万左右，可现在一年看一两次话剧的观众只有3万到5万。“过去一个好戏连演数月的景象没有了。”

　　百岁的话剧太老了？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说，话剧呼唤着契合时代的创新———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观众。上海现代人剧社曾排演过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的时尚版，人物形象从肮脏潦倒、世故疲惫的中老年，改为时髦漂亮、年轻自负的新生代女性，将“戈多”象征时尚，表现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人人都在谈论时尚，但谁也说不清时尚到底是什么，很受年轻人欢迎。张仲年说，需要丰富话剧的形式，“话剧在西方有很丰富的层次，分为社区的、实验的、商业的。不是笼统的大众还是小众之分。”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话剧人认识到：求“新”是现代话剧发展之路，但其含义并非仅仅是形式的“先锋实验”。如果说话剧诞生之初，话剧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模仿，为古老中国带来了“新”的视界，今天话剧的“新”，则需要“想象力”，突破平常生活，在熟悉的生存经验中，发现被忽略的东西，发现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

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老舍剧作《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演员们用欢笑和泪水，把一幅沾满了人世坎坷的老北京历史民俗画卷生动地展示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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