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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民歌是生活，是生命，是爱与恨纠缠的魂儿。”这是陕北民歌演唱最具有代表性的人之一王向荣对陕北民歌的深情阐述，“如今的演艺舞台上，穿马甲、戴白羊肚手巾的歌手不少，但又有多少人能唱出地道陕北民歌？有些人在误导观众。”陕北民歌发展至今已出现了断层和失落，甚至存在着从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消失的可能：那些老的民间艺人、民歌手们逐渐老去，好多已不在人世；年轻一代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等等与陕北民歌产生和流行时的背景有了质的变化，除了少数流行的陕北民歌经典名曲之外，他们热衷于追星，热衷于影视名曲、校园歌曲，而不再对陕北民歌情有独钟。
“学院”“民间”之争
原生态唱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嗓音不同而呈现出演唱风格的多样性，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王昆、马玉涛等的演唱，艺术家们的歌声个性十足。那时没有电视，可就是通过收音机，人们一听就知道是谁在演唱。而如今，灌输于大众脑中的民歌都是所谓的“晚会民歌”，穿着华丽的服装，用固定的嘴型、固定的唱法和表情，摆着晚会上的规定动作，这些歌曲虽然气势宏大，却显得千篇一律、缺乏灵性。于是有专家毫不讳言地评论道：这样的民歌就像工业社会里批量生产的产品，毫无特色可言。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项阳认为，中国民歌在历史上是靠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进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民族音乐尤其是在音乐院校里一度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认识误区，即用西洋音乐的唱腔改造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虽然唱法确有科学性，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丧失了原有的个性。
陕北民歌演唱最具有代表性的人之一王向荣
中国音乐学院李月红教授说，民歌的本质是乡土性、集体性、口头性，但目前，民歌的这些本质都在现代社会中遭受着挑战。乡土性是指民歌与民风民俗的一致性，而现在西方民俗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我国民俗越来越被淡化，更谈不上依存于其中的民歌的发展了；集体性是指许多民歌的创作、加工、流传都是由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然地产生的，其歌词及曲调都可由群众集体改编，而现在，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这个似乎已不可能；口头性是指民歌都是在民间祖祖辈辈口头流传下来，而在电视、广播、网络普及的今天，我们学习唱歌几乎很少依赖口头相传的形式，这个似乎也已不可能实现。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原生态民歌的衰亡。
面对民歌，“总有人在争论‘学院’和‘民间’孰高孰低的问题，然而民间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田青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个尊敬的心态的。”不少中国音乐人也认为，中国人要搞好属于自己的现代音乐，首先应当学好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
“歌霸”之说言过其实
不久前阿宝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说歌霸》的文章，在文章的开头他写到：“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有好多晋蒙甘的民歌都因为革命的需要，被鲁艺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改编填词……”之后他还列举了一些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地歌曲比如《东方红》、《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绣金匾》以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并表示这些经典的“陕北民歌”都是在山西、内蒙古以及甘肃等地民歌与陕北民歌融合改编的基础上而来的。接下来他这样写到：“可是就有几个这样的人，不但不容许别人唱陕北民歌，连上面这些原本其他省区的民歌也说成是他们的不能唱，典型的歌霸。”在这些文字当中，读者能够清晰地体会到作者阿宝的“委屈”，那么他口中的“歌霸”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霸王行径”呢？根据一位支持阿宝的网友描述，所谓“歌霸”的特点就是：坚决护卫陕北民歌的“神圣地位”，绝不允许外省人染指！所有非陕北籍歌手都不允许唱陕北民歌，唱了就是亵渎。
阿宝
据此，记者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陕北民歌专家，她表示如果真的有人有那样的想法，那也只是极少数热爱陕北民歌的歌迷们的个人想法，决不能代表广大陕北民歌的专业演员和其他更多歌迷的看法。这位老师告诉记者，十几年前就有一些外省特别是南方城市的歌迷来跟她学习陕北民歌，自己都是尽可能的多教“学生”一些东西，决不会因为他们不是陕西人或陕北人而排斥。近几年在民歌演唱方面受到关注的歌手沙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虽然她是汉中人，但在跟很多老前辈如白秉权、贺艺等人学习陕北民歌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感受到老师们有所谓的“非陕北籍”的禁忌或顾虑，只要自己虚心请教，很多时候都是“倾囊传授”。就连阿宝本人也在博客的最后面写到：“不论是网上还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写信的陕北朋友非常多，人数甚至超过了我的家乡山西，我和许多来自陕北的歌手及一些民歌爱好者也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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