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好景不长。苏轼只在合江楼的高级招待所住了16天，就被迫搬到郊外的嘉佑寺，这是一个破败的僧舍，蚊虫又多，居住条件恶劣。苏过说：“何异于囹圄”，就像在监狱一样，苏轼的情绪自然也受到影响。越想越不是滋味。可转念一想，事已至此还去想什么呢？于是他静下心来面对现实，不必胡思乱想了，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思无邪斋”挂在书房，时时提醒自己，并作《思无邪斋铭》：“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抒发自己的超然与正义情怀。

　　尽管生活环境不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情渐渐的安定下来。他发现惠州的好处诸多。当年杨贵妃才能吃的荔枝，而今他可以天天享受。他把自己融入到了惠州。他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把自己当作惠州百姓中的一员了。

　　东坡贬谪惠州，正在他困难之时，程正辅奉命要到惠州巡按，其实程是苏轼的表兄又是姐夫，但因他姐姐死的问题，两家矛盾深沉，有42年没有往来，苏轼的政敌正想利用这一点借刀杀人。苏轼为之闷闷不乐。朝云得知却大笑起来：“我相公，乃大学士。堂堂大丈夫，岂能被这点小事难道！”

　　苏轼一惊，难道娘子有什么妙法。

　　朝云笑了笑，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你不要太犟，凭你的名声，以论亲情去感化他，不就成了么。朝云一席话，苏轼茅塞顿开。

　　苏轼立即修书一封，叙说前缘，怀念亲情，也说明自己处境不便前往迎接之类的客套话。

　　程正辅收到信，果然为之感动。他们相见后，重温亲情。程正辅不但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了关照。

　　苏轼虽然贬谪惠州，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他心中的百姓情节始终没有改变。惠州一条西枝江，阻隔两岸的百姓往来，他们常常望江兴叹。苏轼看在眼里。他决意要修桥，筑堤，让两岸百姓自由往来。苏轼捐出犀带，多方筹集资金。他动员苏辙的夫人把皇帝宫中赏赐的几千只黄金钱也捐出来，大家闻讯东坡的善举，豪绅也慷慨解囊。终于建起了东新、西新二桥。一条宽畅的大堤横在西湖上。方便了江两边往来，当地百姓称之为“苏堤”。而今也成为当地市民晨跑漫步的绿色长廊。

　　二桥修通了，百姓奔走相告，杀鸡庆贺。东坡的“两桥诗”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楼。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苏轼自贬到惠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一天，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他知道苏轼先后在八个州当过太守，见多识广。他告诉苏轼，上任不久就遇到疫症流行，死了不少人，特向老朋友讨教。

　　苏轼想起自己在杭州办“安乐坊”治病救人，介绍给太守。他特别提到广州居民的饮水问题与疫症流行有关。广州饮的是咸水。他提到蒲涧寺后有滴水泉，不仅水量大，而且水质好。他建议在滴水岩下修建一座大石槽，用五根大竹管，一根接一根，将10里外的泉水，引进城，再在城中也修建一座大石槽，用来储水，又建小槽，储存起来，供居民汲用。广州太守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很快动工，用了五千多根竹管，源源不断地流入羊城，供应千家万户。苏轼对输水竹管遇堵如何检查也想出了办法，说“每竿上，须钻一小孔，如绿豆大小，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

　　羊城早期自来水，就是在苏轼的指导下形成的。

　　苏轼贬到惠州，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东坡眼看北归无望，决定建屋定居。苏轼在城北面买了几亩地，就在白鹤峰上，东北下临东江，环境幽雅。东坡买地建屋的消息，一经传开，惠州老百姓纷纷前来帮忙，新居很快粗具规模。就在此时，他的爱妾朝云突然去世。至今，白鹤峰上，还有东坡曾用过的水井，万户春卖酒处等遗迹。朝云跟随东坡已20多年了，此时才34岁，她的离去，对60多岁的东坡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使苏轼想起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