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之大
　　是人是圣亦化神
　　电视荧屏上，皇帝扎堆，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其实，上下数千年，真正被中华民族从古到今无争议地由衷称颂，让华夏子孙集体崇拜的君主，只有一位，那就是大禹。大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稀有的典型”。“多闻阙疑”的孔夫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完美和伟大：对大禹，我实在找不出可以批评的缺点。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一。他所建立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中华民族由此从原始社会步入了奴隶制社会，从洪荒进入了文明。

　　大禹能够被天下万邦（部落联盟）拥戴为帝，缘于他治水的丰功伟绩。远古神州洪水持续泛滥，大禹解救苍生的“诺亚方舟”，既是他的“疏理”之法，更是他八年治九河，三过家门而不入表现出来的以民为本、克己奉公、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大禹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开源与正流，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历久弥新。

　　信息时代，仍有多少信息传播不畅通，大禹即为一例。关于他的研究新成果，基本仍停留在学术界的狭小圈子，以至于崇拜归崇拜，大多数国人，至今仍然把大禹当作神话中的角色。

　　其实，作为历史人物，从最早的“上古之书”《尚书》开始，以及《诗》、《左传》、《论语》、《礼记》、《孟子》、《史记》等等，大禹一直被历代典籍传写着，对其姓名（姓姒名文命，后人以谥号“禹”作其敬称）、生平、世系、勋劳等皆有系统的记述。可以说，在古人那里，对大禹的真实存在从来毋庸置疑。现代史上居然弄成“问题”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疑古派认为他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是现实中的人。几十年来，众多研究成果尤其是考古发现，排除了横生的干扰。如2002年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青铜器，其九十八字铭文记载的大禹事迹与《尚书》恰为印证，可谓“铜”证如山。基于“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2001年初，国家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认大禹是夏朝第一个君王，他建立夏朝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尘埃落定，大禹从四千年前风尘仆仆地向我们走来，越过迷雾，愈加清晰壮观。

　　由于传播中的变迁，留存中华民众心中的大禹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作为历史投影的神话与宗教之神、民间民俗传说里的保护神，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历史人物大禹本身。而在实际中，“三个大禹”又常常重迭为一。

　　落地有根
　　找得着“北（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禹研究又逐渐兴起，学界对于大禹生平重新达成三点共识，即：大禹生于蜀，葬于吴，娶于当涂。

　　“生于蜀”并不是新发现。古籍对大禹乡梓的记载有一个由模糊到确定大体方位，再辨认出具体郡县所在的过程。先秦最早记载是禹生“石纽”。西汉前期司马迁实地考察后在《史记》中明确“禹兴于西羌”，此“西羌”大体在大禹曾祖父降居的蜀地江源。西汉蜀人扬雄进一步考辨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蜀王本纪》）”。后世《三国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等均认同扬说并不断有所补充。

　　“汶山郡广柔县”如今安在？
　　汉代的广柔县地域辽阔，其故地与今日北川、汶川、茂县、都江堰市皆有所对应，换句话说，当年的广柔县“曾经拥有”过这几个县市或多或少的地盘。因此，这些县市各自声称自己是“大禹故里”都有或多或少的缘由。实际上，这种争议或隐或现，从来没有平息过。但从唐宋以来，文献多以广柔县废名后继起的石泉县（今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为确认，成为主流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随着旅游猛进，文化品牌价值回归，大禹故里之争重又升温，它不过是历史旧案的再现。

　　四川学界不可能不被卷入，但总体上是以全川利益为“大局”的，他们担心“碗（县）与碗的碰撞砸了四川这口锅”，呼吁互相包容，共建大禹故乡。

　　四川学者的“好心”在更大的范围却被认为是“书生之见”，理由很简单：难以操作。故里和禹迹、大禹文化旅游圈不是一个概念。带一个团去大禹的出生地，总不能让人家X选一。“都是”就“都不是”，在这里，1+1+1……肯定小于1，甚至起负作用。

　　或许是旁观者清，省外学者及相关方面较为倾向“确认”而非“泛指”，而且多以北川为认定对象。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为北川题词：“羌禹文化，辉煌北川”；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世凯在论述全国大禹和夏文化研究概况时明确写道：“以四川省北川县为中心的大禹出生地”。由大禹142、143世后裔编著出版的《大禹世家》，也对北川石纽为大禹出生地进行了确认，作者之一的姒承家来北川寻根后题词：“四川北川我始祖生地，六月初六乃大禹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