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经典陕西”中，我们介绍了维新志士宋伯鲁的事迹。其实在当时光绪帝与康有为等人之间起到重要沟通作用的还有一位陕籍京官，他就是咸阳渭城人李岳瑞。有意思的是，他最早倡议说———

        李岳瑞（1862—1927），字孟符。清末西安府咸阳县庇礼村（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庇李村）人。父亲李寅为翰林院编修，学识过人，有志经世，所有著作皆关乎国计民生，不徒以文名世。李岳瑞身材矮，目近视，然自幼聪敏，天才卓越。10岁时由其父请刘古愚来家教授。其家本为富绅，多有藏书，故其童年博览群书，下笔浩浩如潮海。16岁时父亲去世。后从其师就读于三原。光绪八年（1882）乡试考中，时年20岁。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工部主事，迁屯田员外郎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办铁路矿务事。

        一个博学多识的有志青年

        李岳瑞在青年时代不仅饱读经史，而且还略通天文地理和数学，并时常留心国内外大事，注意政局的变化和社会状况。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历史、地理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可谓博学多识。

        1980年（光绪十六年），他曾撰写过一篇文章，主张中国拟练师船，前赴欧洲各国保护商民，在这篇文章里，李岳瑞回顾了中外贸易几十年的情况，指出“中外之变至今极矣”，中国沿海数千里的海口都控制在外人手中。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是“彼有东来之兵，而我无西去之甲也”，他说外国的兵轮以“护商”为名，实际上在中国沿海及内地进行侵略活动，他还认为，要改变中外贸易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办理两件事情，一是编练军舰往来保护华商，二是规定不得以有用之银易无用之洋货。他强调说，这样做的好处有四：其一，商船可以窥探敌国之虚实，“使数万里岛夷之地形国势常在吾耳目之中”；其二，中国商船可以借保商为名“默宿重兵于海外”，倘有敌国犯我国土，那么我商船便可联络我商民抵抗外来侵略势力；其三，精练保商之兵，使举海外百万之商令其自购枪炮，而教以施放之法，营伍之制，无事以资卫护，有事足壮声威，是不费一饷而可得数十万之精兵常处敌人肘腋；其四，在洋舰必经的航线上，选择一个尚未开发的小岛，设立海关，征收往来洋船之税。他希望用“保护商人”的办法收回中国丧失的各项经济权利，实际上是主张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商战”。同时借练商船的机会训练中国的海军，壮大国防力量，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这种思想和主张显然是受到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它成为李岳瑞一生政治、经济观点的基础。

        在这期间，李岳瑞还撰写了《同治间福建创立船政局考》（上、下篇）、《书魏默深筹河篇后》等文章。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面前，中国必须加强海防，而“欲海防不可不练水师，欲练水师不可不设局制船”，他认为仿造西方的坚船是防御外来侵略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由此便知李岳瑞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有着正确的指导思想。

        为将维新思想传向陕西不遗余力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了“公车上书”，掀起了一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李岳瑞积极支持并以实际行动参与了这一运动，而且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岳瑞在北京任职期间，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体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主要观点。李岳瑞还把康有力的弟子梁启超介绍给陕西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教育家刘古愚，沟通了他们之间联络的渠道。此后，梁刘二人多次通信联系，交流京师与陕西地区有关变法的各方面情报。李岳瑞通过这个途径使得康梁的维新思想对远在关中地区的刘古愚及陕西的维新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戊戌变法期间，陕西创办了许多学堂、学会及报馆，培育了各种人才，宣传了维新思想，对陕西的思想界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岳瑞赞同康梁等维新人士的主张，认为要变法首先要开民智，而报纸的创办正是适应了启开民智，开化风气，培养人才，宣传变法的总要求。1897年10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大力宣传维新派除旧布新的变法主张，鼓吹救亡图存，反抗外来侵略，实为资产阶段维新派之喉舌，在当时的知识界乃至政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官绅士子，或者真心赞助，或者沽名钓誉，纷纷给《时务报》捐献银钱。李岳瑞在北京主动承担了为《时务报》募收捐款的工作，他还积极协助报馆推销报纸。据黄遵宪在1897年5月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所说：“近见李孟符，言及今年乡试，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份，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份托渠”。

        1897年冬，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武装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这一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大为震惊，西方列强纷纷效尤。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变法维新运动便以更大的声势向前发展。

        为了响应康有为等旅京广东籍人士创办的“粤学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李岳瑞与宋伯鲁等在京的陕西籍官员发起组织“关西学会”，并于次年初正式成立。参加“关西学会”的维新志士都以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互相激励。入会者同心同德，为挽救民族危机、启蒙陕西民众的思想不懈努力。这年春天，李岳瑞与在京的陕西籍维新人士为鼓励士气，互通声气，宣传变法，扩大了“关西学会”的组织，改“关西学会”为“关学会”（又称“陕学会”）。不久，为适应维新运动向前发展的需要，李岳瑞、宋伯鲁等又与康有为等人联络，决定将“关学会”与“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合并，扩大为“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京入会者186人，其中陕籍人士达34人。

        为了保国保种，救亡图存，李岳瑞等陕西籍维新志士主张改变现状，要求清政府振作起来，兴利除弊，避开列强的侵略锋芒，迁都关中。他们认为“关中奥区神臬，天府四塞，庚申役后，万目注视，拟为陪都”。他们希望用组织学会的办法，首先在京师地区联络同乡开化关中地区的风气，为改变陕西情况尽心竭力。

        来往于光绪帝和维新志士之间

        1898年（光绪廿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变法活动，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常常利用自己在总理衙门担任章京一职的便利条件，把总署掌握的有关维新变法的机密情报透露给在天津主办《国闻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借以传播维新派的各项主张和活动情况，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能够通过报纸了解变法维新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新政推行的情况，踊跃投身于变法维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来。

        李岳瑞在戊戌变法期间，始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首领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时常来往于光绪皇帝与维新志士之间，使维新派的新政建议迅速上达于光绪，并将皇帝的意图转告给维新派。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六月初三日，李岳瑞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前往康有为的住处，告诉他英人有七艘舰只在大沽海面游弋“将与俄战”。康有为也把李提摩太送来的列强“瓜分图”给李岳瑞等人看，希望他们能将此情况上奏皇帝，并立即采取措施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来，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即而章京李岳瑞来，口传喻旨，即受，不知何以报也”。新政开始之后，后党顽固派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秘密策划，准备对维新派进行疯狂的反扑。当李岳瑞得知后党顽固派在磨刀霍霍，调兵遣将的消息时，急忙向康有为等人告警，要他们对后党顽固势力的活动注意防范。

        建议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

        李岳瑞除沟通了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之间的联系渠道外，还积极条陈新政事宜，直接参与变法维新。他曾经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求废除三跪九叩等繁文缛节，裁汰各官僚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撤除或合并翰林院、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精减中枢重叠的办事机构，改变过去那种遇事互相推诿，人浮于事的状况，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上下相通。李岳瑞还奏请“易服制”。这项建议在戊戌变法期间是独具特色的。他建议清政府派官员到西方国家购买西服，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革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几百年来的陈规陋俗。维新派人士张元济就非常赞赏他的这项建议。实际上李岳瑞的这个建议事先曾与康有为交换过看法，得到了康有为的支持。

        李岳瑞等维新人士深知，变法就是要除旧布新，这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完善，而且反映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往今来，人们服饰的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北魏孝文帝改革，实施汉化政策，令鲜卑族官员平民一律讲汉话，着汉装，改用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革都对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要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同样，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李岳瑞的建议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近代著名诗人、维新志士黄遵宪曾有诗志其事。

        光绪皇帝看到李岳瑞的这本奏章以后，肯定了他的建议，并且准备秘密派遣中国使臣到西方国家购买五百袭西服，决定选择吉日良辰，谒庙拜祖，祭告天地，改元开化。但光绪皇帝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私自行动。这几项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大都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当慈禧太后知道此事之后，还是大发雷霆，她气急败坏地拍案大骂“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一帮顽固守旧官僚趁机群起围攻李岳瑞，恶毒造谣中伤，咒骂他是“汉奸”，企图“用夷变夏”，斥责他违背祖宗的成法，肆意妄为，并且纠集反动势力，对李岳瑞等维新派人士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苍凉的老境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向维新派举起了血腥的屠刀，大肆搜捕捉拿维新人士。李岳瑞闻知政变发生的消息以后，急忙通知宋伯鲁和其他维新人士从京师逃走，他自己也躲入意大利驻北京公使馆里避难。李岳瑞知道那班穷凶极恶的顽固派对自己不会善罢甘休，他身藏一盒鸦片准备在万一被捕时吞服自尽。由于外国公使出面干预，李岳瑞才得以免遭杀身之祸。清廷降旨；“李岳瑞，陕西省人，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今革职永不叙用”。当年，李岳瑞回到陕西，表面上闲居家中不问政事，暗地里仍与一些讲求新学的进步知识分子秘密来往。他们议论时政，研讨新学，坚持同腐朽势力进行斗争。回籍后李岳瑞还前往拜见了自己的老师刘古愚。刘将李岳瑞介绍给自己的其他学生，并予以赞扬。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以后，李岳瑞由西安前往上海。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是李岳瑞的好友。李岳瑞受张元济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他在担任编辑期间，一度还在中国公学兼授国文课程。在上海期间，李岳瑞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有书信来往，联系甚密。李岳瑞与梁启超还曾经合著《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他的著作《春冰室野乘》，由与康梁有关的上海讲智书局出版。李岳瑞还为章士钊在上海创办的《甲寅》杂志撰稿，用笔名发表了《说元述闻》，同时还给其他一些报纸杂志撰写评论等。李岳瑞还编辑出版了自己的词集《郢云词集》一册以及《国史读本》十一册。其中以《春冰室野乘》最为有名。此书三卷，内容涉及宫廷、外交、名人、刑案、太平天国、文字狱等等，短期内曾６次再版。

        辛亥革命以后，李岳瑞受北京政府的约请，赴京担任清史馆编修，撰写了不少列传、记事。１９２２年李岳瑞回到西安，从此以后再未出省，名义上是陕西省府秘书长及督署秘书，充当陈树藩的顾问，实际上没有作过什么事情。后来，李岳瑞应邀担任了咸阳县志的主编，但始终没有动笔。他由于政治上的失意，晚年思想上比较消沉，后来又染上了鸦片烟瘾，平日在家中看书，无甚建树，１９２７年因病去世，卒年６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