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情愫

　　我生长在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农村所经历和熏染的民俗文化气氛陪伴我大半辈子，至今仍是我萦绕不去的梦中情怀，它经常让我咀嚼，令我回味。
　　农村向来不兴过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是农人们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叫过年。在我们浙江西部一带，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忙乎起来了，到了大年三十那天达到高潮：大人们一早就开始为当天的年夜饭忙碌起来。按照习俗，年夜饭必须摆出十道丰美的菜肴，俗称“十大碗”，即使穷人，也得无奈地将一道菜分作两碗，以凑足整数。与此同时，还要虔诚地为堂上的祖先们和邻近的神灵们备一份美餐：在一只大木钵里摆上一整个猪头，两旁各摆一只鸡，再加酒壶、酒盅、筷子之类，在“年饭”前先在堂前和附近的神龛前一一供奉完毕，一年中最隆重、最神圣的时刻就开始了！一家人默默坐下来，轻轻拿起筷子，呷一口自酿的“三白酒”或“烧酒”，尽量少说话，千万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万一小孩说了这样的话，长辈马上拿起桌上事先准备好的草纸，一边警告式地向孩子瞪一眼，一边惩罚式地给孩子嘴上重重地擦一把，仿佛祈求那看不见的神明：这孩子的嘴贱，您可千万别当一回事——童言无忌啊！但绝不敢呵斥孩子，以免引起他的哭闹，那样会招来“邪气”。“年饭”的仪式完毕之后，孩子们捉起长衫的下摆，接受家长赏赐的花生、桔子、糖汁之类的零食，大人们则磕一阵子瓜子，喝一杯茶，然后和孩子们陆续上床睡觉，留下年长者坐“长寿夜”。

　　初一早晨，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第一件事是分别向长辈们——跪下拜年。长辈们则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即“压岁钱”递给孩子。孩子们完成这一“规定任务”以后，就欢天喜地地各取所好，放鞭炮的放鞭炮，踢毽子的踢毽子。大人们呢，在庄稼地里辛苦了一年，年底又忙于过年，今天终于如释重负，该好好清闲几天了！随着第四天早晨的几声鞭炮，“大年”宣告结束，“亚年”已经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亲戚间穿梭拜年。正月十二至十五，是全村的集体娱乐项目——舞龙灯，加上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吸引了全村人倾巢而出，把村中心的晒场搞得欢腾非凡。正月二十，是年节的尾声。这天晚上，还是那几条舞龙，在村子里热闹一番以后，便冲出村子，全村老少一齐涌向村口，目送着三条灯光闪烁的巨龙蜿蜒着穿过漆黑的原野，向一座山边的佛庙进发。当它们到达古柏参天的佛庙门前时，人们依次点燃三尊铁铸的“地炮”，在3声地动山摇的雷鸣之后，龙灯里的烛火也随之一一熄灭了去……至此，整整持续了3个星期的年节，在有张有弛地消耗完人们的兴奋能量、演完所有既定节目之后，终于落下帷幕。

　　我上大学以前的所有年节都是在同一个村子度过的，若从5岁能记忆算起，它至少在我的最初生涯中一连重复了14次。它不但从未使我产生“审美疲劳”，相反，它不断点燃我新的兴奋点，将我对土地的感情融入我的生命记忆，形成我的乡村情结，并培养我的情操。正因为如此，50余年来，尽管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而且多文化互相渗透的大都市里，“过年”的意识已经很淡薄了，但儿时的年节始终是我难以割舍的梦中情怀。

　　（作者:叶廷芳 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民俗与公共文化

　　文化具有公共性，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
　　现在，国家法定假日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把大年三十纳入了假日，这是在整体上把传统的节日民俗认定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举措。文化政策的制订者认识到了，节日不仅是休假，而是文化的节日，既然大年三十有重要的文化活动，就应该让民众有举行活动的时间条件。这个逻辑所体现的就是公共文化的逻辑。

　　一些先前被认为局限于特殊人群的民俗民艺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公共文化了，其中，全国性的传统节日最近几年在公众心中和社会处境上的变化就是有目共睹的例子。最近10多年对年味越来越淡的讨论，韩国以“端午祭”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在中国激起的具有全民性的“保护端午”运动，都清楚地显示传统节日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公共文化。随着国家在2006年把四大节日宣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今年全国多个地方把元宵节、七夕节、庙会性地方节日提出来申报国家级遗产，国务院发改委也已经把主要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体系的方案公布征求意见。

　　中国的公共文化从单纯学校教育所培养的现代文化转向包容传统日常生活传承的多元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的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的主流社会更具有包容性的突出标志。

　　（作者:高丙中 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