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田青教授

    冯骥才说：“把民族音乐的抢救与弘扬紧紧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张旗鼓地把原生态的音乐歌舞搬到舞台上和荧屏中的人是田青。”

    余秋雨说：“如果说，置身于佛教音乐中的田青是一位安静的居士，那么，站在原生态文化这一边的田青则是一位激昂的斗士。”

    田青说：“民间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种尊敬的心态的。”

左权盲艺人在省图书馆演出（资料照片）

    应该说，没有田青上太行，就没有石占明这个原生态民歌“歌王”炫亮出场；没有田青上太行，就没有左权盲艺人三度进京演出；没有田青上太行，也就没有今日的“亲圪蛋”组合。

    田青，创造了关于原生态民歌的持久话题。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之前，本报记者在北京对田青进行了专访。

    “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

    2003年的一个夏夜。在左权县一座破戏台的院子里。从屋里拉出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挂在戏台的山墙上。昏黄的灯下,是一张破旧的圆桌。桌子上,摆放着乐器,六七个盲人围桌而坐。

    当民间小调《光棍苦》从一个三十多岁的敦厚北方汉子的口中唱出的那一刹那,田青震惊了。那撼人心旌的歌声飞向苍穹,悠远高亢,荡气回肠,田青屏住呼吸陶醉其中,继而泪流满面。“他们像一切真正的民间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尊严,端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山,像一座紧闭着门窗的廊庙。然而,他们只要一张口,你就必须跟着他们走,他们用他们的音乐,勾魂夺魄。”田青缓缓的话语中涌动着一个艺术家深沉的爱。

    田青说:“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眼泪开始流下面颊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真实。每当我不经意间在艺术中与它邂逅,我都不能自已。”

    昏暗的灯光下,音乐在生它养它的这片黄土地上自然流淌,就像山野林间的水,田边小路上的风。田青忽然感到,面前的这些盲艺人就是师旷再世,阿炳重生。

    于是,那夜,他写下了《阿炳还活着——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一文,文章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艺术评论》《盲人月刊》发表。

    他说:“次日,我回到了北京,然而,他们饱含感情的声音和没有表情的表情,却一直跟着我。”

    一个月之后,田青又一次专程来到左权,和他们一起下乡。“当我搀扶着他们,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走时,当我和乡亲们混坐在一起围看他们表演时,当我又一次在那座破败的古戏台下听他们歌唱并为他们录音时,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师旷的‘后裔’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而尊严地生活着,我亲耳听到当代的阿炳们在用他们美好的艺术回馈着社会,像遍野的春草一样一年一年地传承着绿色。而这绿色,不就是白居易眼中那野火烧不尽的绿色吗?!”

    “也许是宿命,我的老师杨荫浏把民间盲艺人阿炳推向了全世界。半个世纪后我到太行山,最最感动我的依旧是一群盲艺人。我不敢和我的老师比成就,那是没法比的,但是,对民间艺术的理解,我秉承了恩师的作风。”

    据了解,左权盲人宣传队建队是在1938年,已经有69年的历史。队伍最多时有30多人,分5个队下村子里演出。抗日战争时期,曾假装给日本人算卦,给八路军送情报。到现在的这支队伍已是第六代了。

    他们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在外面演出,每次演出都是坐车到左权最远的村子,然后一个村一个村走回来。队里稍微有点儿视力的人,当向导走在前面,完全没视力的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一手撑着拐,排成一队走。一天走一个地儿,一走就是两个月。

    他们蜗居一隅,多年来淹没在主流音乐的喧哗之下。“我要把你们带到北京。”田青拉着盲艺人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