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禁止放鞭炮，赶着春节一家人出游，年画窗花淡出记忆……如今的春节，不管城市还是农村，过法确实大不如以前了，客观地看，“年味”真的变淡了。针对于此，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近日发出的一份《保卫春节宣言》引起广泛关注，《宣言》从一开头就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春节会丢失吗？我们会过年吗？我们到哪里过年？

    作为社会的理性观察者，学者的担忧值得我们思考。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传统习俗，过年怎能一成不变，新的时代背景，春节当然有新的过法，顺其自然好了，何必杞人忧天？

    正如“杞人忧天”这个词本身最初意含嘲讽、今天又得到宇宙知识肯定一样，对“春节衰落危机”的忧心忡忡也应站在历史的角度、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

    首先要明确的是，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出的“过年”情结，在所有华人的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借用心理学家荣格的术语，这种情结能通过心理“沉淀”，代代“遗传”。因此，即使“年味”因时代变迁真的一度“变淡”，但那也只是暂时现象———看看每年春运多少中国人为回家吃一顿年夜饭而“在路上”，你就不得不为中国年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所折服。

    然而，对传统有信心却不等于面对问题仍然顺其自然、无所作为。毋庸置疑，所谓“传统”，不可能在几千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并定型，它必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碰撞、变迁，从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哪些变迁可以为传统注入有益的新内容，哪些变迁却是对传统的背离、甚至会对传统造成侵蚀？比如，春节联欢晚会、电话和短信拜年顺应了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对“年”的氛围起到有益的衬托；相对而言，春节出国旅游、在家打网络游戏等等，虽然也是新事物，但是否与春节传统氛围吻合，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人们有权选择春节怎么过，你也不可能为了“保卫春节”而强求人们从事与春节传统相符的庆祝方式。但与此同时，政府和有识之士却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公众自觉自愿回归、并维系传统？

    作家冯骥才认为，近年洋节日之所以在城市里更加流行，并且以都市青年为主要群体，这并不能责怪年轻人，“城市里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缺乏‘年’的载体。”而所谓载体，说通俗些，就是“怎么个过法”。对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的政府也好、商家也好，都在积极寻找这种“年”的载体，为烘托“年味”做足了功课；而明天如何找准、找对新的载体，也便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