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他们，我们这个民族的艺术审美得以世代相传，不断流、不消亡。

　　有了他们，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得以播撒天地，不沉沦，不泯灭。

　　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今年的文化遗产日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个“文化遗产日”上，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涉及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上海有两人榜上有名，分别是顾绣的传承人戴明教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传承人康新琴。

　　众里寻他。记者走近戴明教、康新琴，走近上海众多的代表性传承人……

　　热闹还是寂寞

　　6月9日，在东亚展览馆举行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上，75岁的康新琴老人把纺车带进了展馆，亲自展示“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是女性参观者的注意。大家都争相上前，兴致很高地在康妈妈的指导下，踩着纺车，用棉花纺出纱线……

　　“我们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手艺。”康妈妈的徒弟、56岁的林秀梅告诉记者，自己或许将是乌泥泾（今徐汇区华漕镇）最后一代“织布娘”，这门传自元代杰出纺织家黄道婆的传统技术，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原因呢？林阿姨指着身上亲手织、亲手做的蓝印花布衣裳说，一个星期从早织到晚，织出一匹布，只能做这样的两件衣衫，论速度论漂亮，都比不上机织布，“没有需求，年轻人怎么愿意学。”

　　“伲年纪轻时，家家种棉花，家家有织布机，一匹布能换一斗米。”如今即使走遍整个上海，棉花田恐怕也无处寻觅，一个人踩着织布机表演古老技术的康妈妈，终究是寂寞的。这样的寂寞，闵行七宝镇81岁的琚墨熙老人也深有体会。作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他没有收徒，最后一次登台表演，距今已10年有余。那天，老人从落满了灰尘的旧木箱中，翻出一个又一个皮影。灯光下，那些羊皮制成的艺术品，仍然美不胜收。“几年前，日本人愿意出14万美金买，我没有舍得。”

　　相较之下，“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是幸运的，国内两座城市争抢着“丝竹之乡”名号，光上海就活跃着几十个民间乐团。87岁的上海江南丝竹协会会长、笛子演奏名家陆春龄，去年还在海拔4000多米高的阿尔卑斯山上，吹响了《梅花三弄》。但陆老也有着隐忧，“你看我们这些乐手，最小的也有五十多岁了，以后没有人，再怎么热闹也将归于沉寂。”

　　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传承人日渐稀少或人才断层，是上海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需尽快制订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提供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保障，创新人力资源培训的组织方式。”

　　人文还是商业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之一的戴明教老人，也已85岁高龄。幸运的是，当地政府成立了“顾绣工作室”，戴老的三个徒弟都在工作室工作，“她们都在50岁左右，人才传承确实是个问题，但我的想法是，宁缺毋滥。”松江区一位文化干部告诉记者，与10余年前的顾绣难以为继不同，现在外面打着“顾绣”招牌的作坊很多，学顾绣的人不少，连购物网站“淘宝”上，也有顾绣作品卖。

　　顾绣为明代进士顾名世家的女眷所创，这些名门闺秀不仅是女红大家，书画造诣也极高，所绣山水，深具水墨韵味，与国画几可乱真，这是顾绣有别于其他绣种的主要标志。后来，顾名世的曾孙女顾玉兰因家道中落，设帐授徒，历30余年，才将家传秘绣技艺传于外姓。“顾绣的卓绝是以高素质的艺人和大量的工时为代价的，恐怕难以普及。”这名文化干部介绍，顾绣工作室去年一共就三幅作品，全部送进博物馆。“也有人开了天价要买，但我们担心，商业化是否会毁了顾绣？”

　　江南丝竹协会的副会长陆星毅，则希望江南丝竹能够闯一闯商业化之路。目前，江南丝竹协会下所有的演出团体都是业余的，大部分演出没有门票收入，协会的日常开销主要靠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来维持，但无论是挖掘整理传统乐谱，还是这份遗产的大众普及和人才培养，“都需要更多的平台和资源”。

　　“没有人看，没有市场，这个东西就没了。”琚墨熙老人说七宝皮影戏是农村“秋兴之戏”，其消亡为农业文明衰落之必然。崇明的扁担戏亦是如此，随着电视的普及，这门古老的表演艺术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原先有9条扁担，现在只剩1条了。”群众艺术馆的张黎明介绍，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商业价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文化价值怎么办？这不能仅靠传承人在寂寞和清苦中坚守，而是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

　　守拙还是革新

　　南汇锣鼓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谈敬德跟记者聊起，过去，德高望重的锣鼓书艺人，仅“小姐下楼梯”这样一个情节，就能说上一天，听的人还觉得意犹未尽，“如今啥人还有耐心听你咿咿呀呀地唱。”老谈说，现在还在茶馆说书的老艺人，也大多把锣鼓书的三大道具锣、鼓、钹统统省略了，就拿一块醒木，半天说完一个故事。老谈承认，如何革新确实令人头痛，“我们创作了一些现代锣鼓书，挺受欢迎。可老的形式、经典的段子，也不能丢。”

　　守拙还是革新，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传承的方式。“过去靠师傅口口相传，手把手地相教。”老谈的师傅，是早年有名的太保书（锣鼓书前身）艺人胡善言，文革期间老爷子被发配到南汇文化馆看大门，和刚参加工作的老谈住一块，老谈才有机缘学会了锣

　　鼓书。这些年，老谈致力于锣鼓书的传承，在南汇6个学校办了民间培训班，还出了一本教材，“过去那样言传身教是不可能的，孩子们也没这么多时间，VCD、录音机，这些现代方式都用在教学上了。”

　　在当代，民间艺术的改变和创新几乎是必然的。美国的人类学家米歇尔·布朗认为，以“口头传播”为主的“原生文化”，早晚有一天将以全球化的现代传播方式得以传承。在这种传播方式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内容到形式，都面临着变革的挑战。

　　事实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创新为立足之本。像“奉帮”西服的代表“亨生”西服，其版型在吸收了英美款式的潇洒、东欧版式的板扎之外，还形成了合身裹袖、线条流畅的自我特色。但这种革新，又是建立在守拙基础之上的，“亨生”西服讲究“四功”、“九势”，每件都是“十工头”（一件上装耗时十个人工），即使到今天，在机器制衣冲击下，这仍然是不能马虎一丝一毫的传统。什么该守，什么又该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言，这是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