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精致，再精致你能精致过京剧吗？这个剧种的特色就是一种鲜活的民间风格，不事雕琢。

    一、戏班

    如今能登台唱的定州秧歌艺人中，张占元是年岁最大的一个；论文化水平，1940年出生的他念到了高小，年长于他或跟他岁数相当的艺人都不如他。“占元会的戏最多”行里公认，“占元会的戏最多可没嗓儿”也是行里都知道的。

    正月初十上午，张占元跟戏班在顺平北腰山村唱《杨二舍化缘》。这出戏的主角是生、旦，他虽非主角，却也是个不可缺少的角儿，就像他跟前这个只有15个人的戏班，少了他很可能就组织不起来。

    政府牵头的定州秧歌剧团1988年就撤消了，现在定州境内经常活动的戏班全属于民间自发组织，主要有南平谷班、孟家庄班、东汶村班、贾村班、齐堡班、北东丈班和丁村班，共六七十人。

    正二月里台口多，请戏班的人多以村里名义。到一个地方唱，一唱最少三四天。平时就是有办红事或者办白事的人家请他们唱，唱上一场两场，顶多唱上三场。这次请张占元他们的这户人家是办白事。他在这里教过学生，人缘戏缘都好，主家请他，他不好推辞。

    跟往常一样，戏班是临时凑成的，人也是来自四面八方，张占元的家在定州东亭村，跟他搭伙儿的陈新军家在定州南平谷村，其他人也是不同村镇；有演出聚在了一起，没演出了就各回各家。

    “俺们初九从定州来的，已经唱了两场，这是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唱完了就回去。”张占元说。

    他们的演出在主家门前搭建的一个简易戏台上进行。能够供施展的空间很小，动作都不敢做得太大；没有正儿八经的后台，一块两米见方的大花布在靠后的位置简单一遮，台上就遮出了“后台”。台上满满当当，台下，除了穿孝服的孝子，真来看演出的观众稀稀拉拉没几个，问戏叫什么名字，是不是看懂了戏里边的故事，他们摇头，或是不知，或是不消说，问到第五个人，他才说出戏叫《杨二舍化缘》，是个爱情戏。

    此时台上照样在认真地演，卖力地唱。他们不演唱的时候是农民，演唱的时候是艺人，定州秧歌的传承活于他们的一招一式，他们讲究的是个艺术，追求的是个艺德。

    “演出一场，给多的时候能给五六百，少的时候也就三百。”张占元说，这次演出主家给的是一场四百，“三场共1200块钱”，这次他们来了15个人，加上服装和音响两个人，共17个人平分，算算最后落到每个人手里的也就没有多少了。

    同一天，另一家来自定州的定州秧歌戏班也正在唐县贾庄演出。这家戏班挂的牌子是定州市秧歌剧团，团长叫郭根庆。和张占元所在的戏班不同的是，郭根庆带的这个戏班是贾庄村请来的，“这个村里有个包工头自个儿拿了三千多块钱，剩下的村里又凑了些。一场350块钱，统共要演13场”。

    二、去看定州大秧歌

    “唱上大秧歌，都上瘾”，定州当地和相邻的望都、唐县、曲阳一带又管定州秧歌叫大秧歌。

    唱的人上瘾，看的人又何尝不上瘾？据说这定州秧歌的来历还与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有关呢。今天定州城北挨近唐河的东坂、西坂、苏泉等村，在宋朝的时候水源充沛，村民大都种植水稻，插秧时，他们会随口哼唱出一种动听的小调，这种动听的小调在1093年送到了到定州任知州的苏东坡的耳朵：“蚊子咬哇蚂蟥钻，挠畦苦哇插秧难……”精通音律的苏东坡感动于这发自肺腑反映民瘼的民间吟唱，为它定名“稻秧歌”。

    有人干脆认为定州秧歌就是苏东坡发明的，所以又有“苏秧歌”之谓。方志记载说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定州秧歌已经不再仅仅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单调小唱，而是具备了戏曲的基本形态，有剧目上演了。以杜增林为班主的第一个有名的定州秧歌戏班，1846年在寺底村成立。而到清末又有发展，艺名刘老乐的高就村民刘皂福13岁学艺14岁登台，外号万人乐，人称戏篓子、戏包袱；另一位名艺人马洛学在南平谷村的家人称“秧歌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州差不多每个村都有会唱秧歌的，又有大桂子李双贵、小桂子赵凤岐等名艺人涌现出来，去唱去听去看定州秧歌近乎成了一种风俗，不光当地人追捧，在来定州搞平民教育的专家教授眼里，定州秧歌也满是妩媚迷人之处：“到了新年他们在村子宽阔地方搭上戏棚，前台后台都有。男人多在台前边挤着看，妇女带着板凳坐在两旁或后边看”；那时伴奏的乐器还没有板胡、笙、横笛等，就有“大鼓、小鼓、手锣、对铙”四样，俗称“大锣腔”。小戏多，长戏很少，台上平常只有三四个角色，这些从海外或北京等大城市来的专家教授们却看得入神入味，“秧歌词句不但很简明，人人可以听懂，并且真是一种农民的文学”，他们说，“也有不好、不美、不雅的，但如果下一番工夫研究它，改良它，实在是乡村的一种平民的好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