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整个北宋比喻成一个舞台的话，开封就是这个舞台的中心。北宋人柴宗庆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美它：“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朱仙镇木版年画就是这片土地上蕴育出来的一枝奇葩，它的迎春怒放，使得我们今天的古城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然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究竟产生于何时？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画儿”为什么这样红

    朱仙镇是我国四大名镇之一，精忠报国的岳飞曾在这里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而享誉中外的木版年画更赋予了这座古镇质朴淳厚的民俗文化色彩。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堪称木版年画之鼻祖，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江苏的桃花坞年画、山东的潍坊年画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朱仙镇木版年画种类丰富、内容厚重，它多取材于历史戏剧、演义小说、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其题材和内容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朱仙镇木版年画同时还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构图饱满、线条粗犷简练、色彩艳丽、人物形象古朴夸张，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化和收藏价值。许多名人都曾收藏过朱仙镇的木版年画，鲁迅先生就曾珍藏有26幅作品，并给予它高度的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年画很朴实，不涂脂抹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独有特色。”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以其返璞归真的艺术风格，赢得越来越多的人青睐，它不仅是中国年画园地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每次看到朱仙镇木版年画，就不由地让人从心底里发出啧啧的赞叹。她宛如一首隽永的古诗，质朴厚重，慢慢吟出，让人感到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又如一位从朔北大漠走来的女子，虽少了江南少女的妩媚和小鸟依人，却也清水芙蓉，自然天成。朱仙镇木版年画以其独特的魅力，俘获了很多人的芳心，人们也试图撩起她的神秘面纱，走进她的心灵深处。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很多人，朱仙镇木版年画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头在哪里？有人说它产生于唐代，也有人认为是宋代，甚至有人简单地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就产生于明代的朱仙镇，人们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要弄清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头，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我国年画的历史。年画民间俗称门神、马子、耍货，它起源于原始宗教，汉代已有其艺术雏形，晋代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说到年画的产生，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从恶梦中惊醒，以致失眠患病。大臣们见状忧心忡忡，于是向他建议派武将夜守宫门，或许能驱魔逐鬼。李世民听了以后，就让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在门口站岗彻夜守护，几日后，他的病果然痊愈。李世民很是高兴，但体恤臣子的他想到总让将军彻夜守门也不是长久之策，于是就命画工把这两位将军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件事不久就流传到民间，人们也纷纷仿效，视之为“门神”，以祈求保护平安。从此这一习俗就传承下来，“门神”就成为年画的主要内容。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也是门神，以秦琼和尉迟敬德为主的就有20多种，他们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除此之外，还有五子登科、九莲灯、福禄寿等文门神；以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为素材的武门神。

    木版年画的渊源

    各地年画产生之初都是手工绘制，由于手工绘制速度慢，所以流传并不广泛。朱仙镇年画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最早把雕版印刷工艺运用到年画的制作中，使年画的制作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年画艺术因此得以发扬光大，朱仙镇木版年画也一跃成为我国木版年画的源头。所以要真正弄明白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在哪里，我们还得回顾一下我国木版画的历史。说起我国的木版画，可以说它和我国雕版印刷的历史一样悠久，它肇端于唐，发展于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清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实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五代的版画几乎全是佛像，并未涉及市俗题材。随着雕印技术的提高和广泛应用，到了北宋版画才逐渐拓展到其他题材。

    北宋首都汴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北宋时期是开封历史上绘画的鼎盛时期。北宋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深谙“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道理，所以就不遗余力地“兴文教，抑武事”，奉行“文德致治”的右文国策。在统一的过程中，宋廷就大力搜集名画，罗致画工，集于汴京。并且宋朝皇帝普遍都有较高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是艺术天才，如宋徽宗赵佶，书画兼精，他的花鸟画自成“院体”，他的书法独创“瘦金”。加上他们身体力行的号召劝勉，就使得崇尚文艺的风气在社会上日益盛行，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汴京的绘画事业日益繁荣昌盛，并一跃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汴京绘画最具特色的是市肆风俗画和人物画，前者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为冠，后者以苏汉臣、王霭、朱渐、刘宗道等的画像为代表，它们对当时及后世木版年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木版画题材的开拓上，北宋都城汴京功不可没。随着汴京绘画事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汴京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广泛应用，与雕版印刷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版画艺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初，汴京官方在刻印图书时，为了使图书更加生动形象，于是开始雕印一些版画作为插图。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淳化三年（992年）五月，宋太宗命令医官编纂《太平圣惠方》，书成后下令镂版，以印本颁行天下。该书的卷九十九《针经》和卷一百《明堂》中皆有人形版画，这应该是最早的雕版书的插图。它虽然比较简单，但它突破了雕版只用来刊印佛像的单一形式，拓展了版画的题材。仁宗赵祯做皇帝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为了教导好10岁就登基的小皇帝，用心良苦的刘太后命令当时的大学士李淑、杨伟选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旧事一百例，编成了《三朝训鉴》，后来又命翰林待诏高克明为此书配上插图，人物寸余，宫殿、山川、车驾、仪卫都栩栩如生。此书镂板印成后分发给大臣宗室。这部书既有文字故事，又有表现故事内容的插图，可谓图文并茂。图中又以红蓝饰色，看起来就更加真实生动，感染力极强。汴京内府刊刻《卤簿图》也是高克明所画，内容是郊事仪仗，生动逼真，极为精妙。

    在官刻版画的影响下，汴京民间也有人开始雕印人物画像出卖。苏轼在为司马光写的行状中记载，司马光死后，京师就有人雕印他的画像出卖。汴京城的老百姓为了悼念司马光，家家都争着抢购司马光的画像，每每吃饭之前临像祝祷。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京师来购买雕印的司马光画像。当时刻印司马光画像出售的坊肆，竟因此而发了大财，可见当时社会的需求量之大，由此也可以看出镂版画在当时已走进了汴京普通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