萎缩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它，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

    “锡伯族语言文字从上世纪90年代中下旬开始进入衰退期。”自治区民语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佟加·庆夫说，“现在，锡伯文在公务活动中的应用，学校锡、汉双语教学，图书教材出版等重要领域出现萎缩现象，锡伯族语言文字环境在一步步恶化……”

    7月21日，察布查尔县爱新色里镇的姑娘冬梅嫁给了一位从外县来察布查尔县承包土地的汉族小伙。

    像冬梅的婚姻一样，目前，锡伯族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锡伯族姑娘嫁汉族小伙、锡伯族小伙娶汉族姑娘的现象。

    “嫁个汉族丈夫，你以后不用看着婆婆吃饭喽！”冬梅的朋友们的这句玩笑话是有根据的。根据锡伯族的传统礼节，儿媳妇不能和公公婆婆同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必须先给婆婆盛好饭后，自己在炕下单独吃饭。

    “百塔库呐！”（锡伯语：“你好”的意思）在冬梅的婚礼上，大家相互问候着，这句最简单的锡伯语问候，现在很少能从锡伯族年轻人口中冒出了。

    察布查尔县位于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交通较为不便，这种地理环境使锡伯族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受外界的影响较弱，一度使得锡伯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

    但随着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人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和交融，并且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这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已经失去了作用。

    佟加·庆夫说，近几年来，锡伯族人口由聚居逐渐转向散居，随着社会的发展，锡伯族人口大批向外流动，以往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开，人员流动加大，外来人口也大批迁入，民族间的通婚现象自然形成。这些在客观上使得锡伯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在不断缩小，使用功能也越来越弱化。

    佟加·庆夫说，全国有锡伯族人口20万左右，主要集中在辽宁。新疆锡伯族人口不到5万，而察布查尔县有2.2万人，人口总数经普查呈下降趋势。

    关玉梅的儿子浩翔(音)今年小学毕业了。他原本在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上一年级，学校实行双语教学。

    然而，这所开设了锡伯语课程的学校却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因为锡伯语使用范围很小，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把汉语和英语学好，因而把孩子送到汉族学校就读。由于所在的察县一小二年级人数太少，浩翔也被父母转校了，他们希望浩翔能把原来学锡伯语的时间用来学习英语。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全都用锡伯语授课，会说流利汉语的人都很少，哎！现在太不一样了呀……”关玉梅的婆婆永岚佝偻着背，边擦窗台边用锡伯语说。

    富春丽是察布查尔县一中党支部书记，2006年她调入这个学校之前，一直在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任校长。她说，察县一小的锡伯语课程每周有两到三节课，一到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学习。主要是让学生掌握锡伯语中的100多个音节字和一些简单的单词。

    她说，锡伯语的最大特点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较大，口语简洁明快、易发音、易掌握，书面语结构严谨、语法复杂，需要积累相当数量的书面语词汇，才能听懂和读懂，并进行写作。事实上，只开三年的课程还远远不够，“可现在，就连3年孩子们都不愿学了”。

    察布查尔县教育局相关人员也认为，全县锡伯文教学近几年走到了最低谷，过去的以母语锡伯语为主兼学汉语的教学方式现已改变，出现了以汉语为主兼学锡伯语且锡伯语教学时断时续的问题。

    县教育局曾建议察布查尔县一小从学前班到三年级共学4年锡伯文，并适当增加课时，使用新编的6册教材，共320个课时，其他学科全部使用全国统编汉文教材，但限于生源问题，始终无法付诸实施。

    佟加·庆夫说，文字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系统，文化中的特殊文化，如果连这个平台都没了，那传统文化就会散架。

    研究锡伯族历史文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佟克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它，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

通道

    西迁的锡伯族却在无意间留下了满语的火种：察布查尔县成了当今世界上惟一存活的满语的故乡。

    今年中央电视台在察布查尔县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大西迁》，演员为当地锡伯族百姓。

    西迁节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仍然丝毫不动地在察布查尔县举行。这也是察布查尔县至今仍保留的为数不多的锡伯族传统之一。

    这个节日用锡伯语称为“杜因拜专扎坤”。过西迁节时，政府部门除了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外，家家吃鱼，户户蒸肉，届时还要三五成群到野外踏青、野餐。过去各家各户都要制作面酱（米顺），盛入瓦缸中，当做菜肴的调味品。

    在锡伯族人的记忆中，锡伯族的西迁，就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壁画，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久久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