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闹年锣鼓的龙灯表演

　　隆冬时节的２月初，记者在彭州市见识了当地的一大民间艺术奇葩——闹年锣鼓：

　　大街旁，几位中老年人，身着金黄色特制服装，手拿特制打击乐器，按特定的曲牌，一路欢快击打，其声铿锵悦耳，招引市民乡里，好不热闹。快过年了，这闹年的锣鼓，把人心撩拨得痒痒的、热腾腾的，都巴不得闹闹热热、痛痛快快地过上一个安康喜庆的新年。

　　令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一闹年锣鼓并非随口叫来，而是文化渊源相当深厚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闹年锣鼓”因其曲牌为川剧锣鼓的闲置曲牌，演奏者多为民间业余爱好者，故在历史上不被视为“正统”艺术，因而很少见史料记载。即使在历史上红极一时的“彭州闹年锣鼓”也没有正式纳入史料，《彭县志》的“灯舞”，详细记载了“龙灯” “狮灯”“采莲船”“牛灯”“猪灯”“马灯”等，却没有提及“闹年锣鼓”。只把“闹年锣鼓”作为这些民间传统娱乐活动的辅助形式。如“龙灯”的乐队：有鼓、钹、锣、马锣，节奏紧凑的有“长锤”，节奏缓慢的有“正新错”等。又如“狮灯”曲牌有：“闹花灯”“长锤”“蛇倒退”等，这些乐器和曲牌正是“闹年锣鼓”。又因其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几无踪影，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因而解放后的史实文献中也很少列入。所以，“闹年锣鼓”的历史渊源目前几无文字史实可查证。即使省市音乐专家对此也不熟悉。

　　据彭州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报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彭州隆丰乡人席存馀（当时年龄６８岁）和通济乡段三爸等人根据祖辈的讲述，向当时彭县文工团曲艺队肖国富（现省音协理事，彭州艺术馆退休音乐专家）的口述内容。二是据在彭州市九尺镇鹿鹤村９１岁高龄的王洪开讲述，他当年学“闹年锣鼓”的师傅如果在世，现在应该有１２０岁左右，由此推算也是清朝光绪十年前后的人了。可见“闹年锣鼓”源于清代应必属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次对“闹年锣鼓”的发掘、整理、记录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闹年锣鼓与川剧直接相关。川剧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声腔套路，其中一部分打击乐进入了这些套路，剩下那些打击乐曲牌，它们有的来自中原文化、有的属于当地戏曲原来的伴奏，有的则是两者的融合体。于是当时的戏剧爱好者们便将这些闲置的曲牌用作自娱自乐，每当逢年过节，他们就自发地演奏起来，由于过年是中国传统中的最大节日，因此人们在这时的演奏也就最多，往往从除夕开始便一直要到正月十五元宵后才结束，所以这种形式便被人们称为“闹年锣鼓”。它很适合在行进中表演，于是便与龙灯、狮灯的表演结合起来。“闹年锣鼓” 使用的乐器称为“四件头”，是由盆、鼓、川锣、苏钹与马锣四样组成，还可以与唢呐配合表演，称为“套吹”。演奏时少则４人，多则６到１０人。根据老艺人回忆，闹年锣鼓的曲牌早年大约有２００ 到３００个。

　　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闹年锣鼓可以说达到了高潮时期，当时每逢过节，成都周边郊县的数十支锣鼓队都云集彭州，在这里进行表演和比赛，时间长达１０天左右。闹年锣鼓反映了它发展兴盛那个时代的民情风俗，从其独特的曲牌名称可以看出，它与人们的劳动、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还惟肖惟妙地模仿出了一些动物的声音和人们劳动场景中发出的声响，这充分体现了民间艺人的创作智慧和高超技艺。

　　近年来，人们对这种传统文化价值缺乏认识，致使闹年锣鼓在青年这代几乎绝迹。以前，彭州几乎每条街都有一支或几支闹年锣鼓。现在彭州仍在活动的闹年锣鼓几乎没有，几个乡镇才能凑齐一支队伍。全彭州市能打闹年锣鼓的有２０—３０人，很少人能打２０支以上的曲牌，一般人只能打５—６支曲牌。目前，８０岁能打闹年锣鼓的有６人，７０岁以上的能打闹年锣鼓的有８人，打的曲牌也不多；６０岁左右能打闹年锣鼓的有１５人，这批人记的曲牌较多，打得最好。这种现象表明，彭州闹年锣鼓到了迫切需要积极和保护的时候。

　　记者了解到，彭州市已经做出了保护计划，正在建立闹年锣鼓的历史档案，收集、整理闹年锣鼓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历史上和近、现代对闹年锣鼓记载论述的文献资料，建立数据库；建立老艺人资料档案，对老艺人实行保护制度；培养闹年锣鼓传承人，争取恢复使每镇都有一支闹年锣鼓队伍；在对闹年锣鼓曲牌、乐器的整理基础上，改编并创作一批新曲牌、新乐器，使这一民俗文化瑰宝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