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官说春，为的是提醒人们春耕的时候到了，是传播农耕文化的方式之一。

　　——“春官”这个词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周礼》第五卷《春官宗伯第三》：“唯王建国辨方正位，礼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疾，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邦国。”

　　——相传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按气候节令来种庄稼，常常有种无收，于是管天管地的“三皇爷”及“五帝”十分着急,他们便骑一头耕牛下农村向农民宣传气象知识和种田的技术,年年如此,便形成了后来的春官说春习俗。

　　在关于春天的记忆里，除了鞭炮、春联，不能抹去的还有“说春”。

　　很多年前，在春节前后的某一天，门口总会突然出现一位中老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说着平仄押韵的吉祥话，在门侧贴上一张或红或黄的纸，祖母就掏出口袋里的零钱送上，那人也不看多少就揣进怀里，又走向下一家。这就是说春，说春的人叫春官。每次春官一到，村里的孩子们都要奔走相告，“春官来了、春官来了，”然后尖叫推攘着前来看热闹，因为在文娱活动很少的前些年，春官一番抑扬顿挫的“表演”，和电影一样，是难得一见的娱乐形式。

　　春官说春，为的是提醒人们春耕的时候到了，是传播农耕文化的方式之一。而如今，商业文明的春风吹遍了乡村的各个角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观念的更新，说春活动快要销声匿迹了，春官的身影也渐行渐远。前不久，笔者采访了我市天全县乐英乡石家村的春官任尚均。

　　渊源

　　“春官”这个词由来已久，最早见于《周礼》第五卷《春官宗伯第三》：“唯王建国辨方正位，礼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疾，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邦国。”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周礼中称宗伯为春官，由他来掌管皇帝的祭祀典礼活动。《左传》中也有记载：“春者出生万物，宗伯掌邦礼，以事神为上。”到了唐宋至明清间，春官已逐步演变成主管天文历法的官了，这时春官实际上只有职称而没有权力职能。现在民间的“春官”名称，是从古代朝廷官方流传下来的，虽然称呼上仍保留为“春官”，但在实际内涵上已完全不同了。

　　也有传说：相传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按气候节令来种庄稼，常常有种无收，于是管天管地的“三皇爷”及“五帝”十分着急,他们便骑一头耕牛下农村向农民宣传气象知识和种田的技术,年年如此,便形成了后来的春官说春习俗。

　　据任尚均老人介绍，在旧社会，春官是政府认可的，每年春节，县上会主办说春的活动，全县所有的春官都要聚在一起，敲锣打鼓地去各家说春，不管经过门前的春官有几个，主人都要依次拿出谢钱，一个也不能少，否则，政府是会怪罪的。那时的人们对春官也十分欢迎，春官来说春，不仅能告知节气，还能听上家家户户不同的祝福话，讨个好彩头，也算是春节里的一件大事。

　　在解放前，能当上春官是很了不起的事，“见官大一级”，任尚均老人告诉记者，“我们那时候当春官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学习很多东西。当时天全县一共培训了26个春官，名山的多一点，有将近100个，雨城区的也有几十个，但是现在大多都不在了，我就是天全县最后一个了。后来的很多年轻人当春官，都是没有正式学习过的。”

　　道具

　　印象中的春官，手里总是拿着竹棍和一叠颜色鲜艳的纸，据任尚均老人介绍，竹棍在行话里叫“提手”，也叫“春牛棒”；颜色鲜艳的纸印刷的是“耕牛图”。

　　关于春牛棒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杨广坐龙舟到扬州观琼花，命八百名美女拉纤取乐，无数女子因此累死在路上，冤魂们上天告状，玉皇大帝十分震怒，将杨广的魂魄贬为畜牲，来年长安城里降生一头牛犊，脖子上有“杨广”字样，为人们耕田犁地。春官拿上“春牛棒”，为的也是提醒人们，春天到了。是时候种庄稼了。

　　耕牛图一般是木刻印刷，比较粗糙，图案为童子骑牛，下面还印刷着节气，忌什么宜什么。耕牛图贴在墙上，预兆着来年粮食丰收、事事顺利，是美好祝愿的载体。

　　而春官们最重要的道具，是自己的一张嘴。说春的内容是一种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艺术，类似于快板，春官们通常要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平时就要有相当的积累和锻炼，要有触景生情的创作激情和爆发力。发现对象后，要迅速在不到几秒钟内组织好最少四句话，既要合辙押韵，又要切合场景。这是检验一个春官能力的关键。

　　说春，在不同的年代内容也不同，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现实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年轮。从“东方红，太阳升，穷人救星毛泽东。朱总司令发大兵，解放受苦人出火坑”到“四中五中全会开，新的中央走上台；江泽民，第三代，领导全国干起来”，社会一路走来，春官年年说，粗粗几首串联起来就能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

　　辉煌

　　任尚均老人今年80高寿了，1946年“出师”，开始说春，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停下了，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近年来因为身体不好才完全“退休”。在最初说春的日子里，任尚均老人经历了现在的春官没有经历过的辉煌阶段。

　　当年26个徒弟中，任尚均老人是师傅最喜欢的“高足”，出师后，由于口齿伶俐、脑筋灵活，在雅安市各个乡镇说春，一直很受人们欢迎。“说春需要积累很多‘套语官帽儿’，留头换尾，临场救急，但不是简单的背诵。说春是要灵活变通的。”任尚均老人告诉记者，进入农家院落说春，首先要表一表房子的建造；主人出来，就要表主人的年龄、穿戴、气色，根据主人的身份说适当的吉祥话；如见主人家招呼入座,端茶送水递烟,就唱主人家“礼数多”；又赞所坐凳子有“四只脚”；见到主人家有长大的女儿,就祝她会找到“好婆家”；主人家有读书的小孩,就夸其聪明,长大会“考上大学”；主人的问话，也要临时编出应景又押韵的回答；后来的说春还加上了劳动致富、宣传共产党政策等新鲜内容。

　　“我的很多师兄弟，在说春的时候，远远看到有婚丧嫁娶的人家，就不敢上门，就是因为人多、环境复杂，怕一下子接不上口。”任尚均老人却很能随机应变，什么环境都能应付。1986年，任尚均老人到天全县思经乡说春，经过一户人家，才进门，男主人听完任尚均老人对房屋院落的唱表，突然说，“我现在要出门了，你怎么说？”任尚均老人立即回答到，“仁兄出门不空手、四方赚钱四方有……”之后又回答了很多主人的问题，看到主人很高兴，任尚均老人还即兴编排起主人来，“屋里坐着的主人家，你把春官快打发，打发了春官还要走二家……”男主人哈哈大笑，从兜里掏出5块钱递过来。5块钱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也是80年代，任尚均老人经过一个村子，见很多人家都关门了，原来是村里有户人家杀猪，村里人去帮忙。任尚均老人来到杀猪的这家表了一番，主人高兴地站在院子说，“这个春官说得好，比前天来的那个春官说得好。”很多在那里帮忙的村民还特地回家，打开家门，请任尚均老人也去说一番。

　　黯淡

　　任尚均老人回忆了很多次说春时引以自豪的经历，记者留意到，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在80、90年代，那是说春习俗最后的辉煌。近年来，春官越来越少，说春的情景也越来越少见了。

　　任尚均老人的小儿子也曾跟父亲简单地学习过说春，90年代，任尚均老人和儿子从外地吃喜酒回来，路经一个村庄，父子俩一时兴起，两人分别走大路的两侧，看到人家就进去说春。后来统计，父亲收到的谢钱是儿子收到的两倍多。

　　任尚均老人很高兴，儿子却不以为意，他并没有认真要将春官做一份职业，他简单地告诉记者原因，“说春不好学，学不会。”任尚均老人则表示，不是学不会，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学了，大家觉得说春苦，也不缺那几个钱。如果将说春看作一种艺术形式，由于后继无人，它也有失传和销声匿迹的可能。

　　记者采访周围的很多村民，他们对春官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热情期待，大部分人觉得无所谓，春官们要来就来，有一小部分甚至觉得“讨厌，又来要钱了。”说春这一项流传了几千年的习俗，面临被遗忘、被颠覆的困境。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颇受重视的今天，说春是否也能像很多民间艺术形式一样被列为保护对象，我们不知道；即使列为保护对象，又将怎样保护，它的灵活性、随意性才不会被禁锢磨灭，更是不得而知。也许就像任尚均老人说的那样，“现在说春的和过去的不一样了，我希望这是它的革新而不是退化，希望有年轻人喜欢像我一样体会到说春的乐趣，希望说春习俗能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