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只有“三寸”。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推行得力的主要是在开埠较早的大城市，可在内地像湖北缠足者还有相当数量。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带，缠足者更多。云南民政厅在1934 年对全省的视察报告说：“有全县皆缠的，有全县皆不缠的，也有境内部分区域缠而部分不缠的。”一省尚且如此，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仍以云南为例，当局早在1913年就规定15岁以下的妇女不准缠足，已缠的要立即放足，嗣后又规定6个月的劝导期，进展并不大，直到30年代初昆明县汉族妇女缠足的仍占80% ，省政府又提出《禁绝妇女缠足办法》22条，通令各县城的民政厅、教育厅和民众团体通力合作，对25岁以下的缠足妇女，实行强制性放足，遇有知情不报的要给以处罚。这一年嵩明县向省民政厅呈报情况说：“积习相沿已数千年，实有积重难返、弊深难革之势。以故政府曾三令五申，而一般人民仍置若罔闻、视若无睹。革除之难，可概见矣。”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妇女并无缠足的习惯，居住在山地的汉族妇女由于在山路行走的不便，也很少缠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放足又这样困难呢？传之久远的陈风旧习固然是一原因，传统的华夷之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素来讲究夷夏之分，小脚为汉族的崇尚，有些地方的汉人“娶媳妇时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猓猡之流。”或被视为下等人，致使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为了表示与汉族并无二致，特意效法汉人，让妇女缠足，这无异宣扬了以缠足为荣的心理，更加重了放足的阻力，由此可见陈旧的文化观念实为缠足陋习的主要支柱。　　

早期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与早期的草鞋。

    如果说云南是一特例的话，山西缠足的反复在内地就很有代表性。山西省政府早在19 16年就已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各县都成立天足会，各级官员都为当然会员。1918年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1919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经常鸣锣示众，沿街张贴布告，如此兴师动众，不可不谓雷厉风行，成效也不可不谓不大，如在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然而这只是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又是另一种景象，城乡落差非常大。1933年缠足就有复苏的趋势，据当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致使这恶习迟迟不能绝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篇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 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

    到了放足和禁缠时，又有许多时兴口号：“不与小脚女人结婚。”“不准臭小脚上炕。”“小脚没人要，臭脚真糟糕，大足多文明，走路多逍遥。”“小脚休上坡，做活做不多，怕苦又怕累，不好见公婆。”同时有了新歇后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陕西废除裹足

    在废除裹足的大潮中，陕西也身在其中。当时南郑县的天足会由县教育局长况正阳任会长，驻军吴新田的三姨太任副会长，小学教师李积玉、地方士绅王淦等任会员，并在农村的各区乡成立了督察团，如南区的兰葆初、大西区的余美娜、小西区的雷克天等都出面宣传，把禁缠与放足运动推向高潮。

    持续到1930年，这一工作已深入到深山老林边远地区，1931至1932年，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在告陕南妇女同胞书中，也提出妇女要加强放足和彻底禁止给女子缠脚。从此女子缠脚和妇女不放足的恶习逐渐消失了。人们把放了足的妇女称作“改组派”，把放了的脚根据长短大小称为“棒槌脚”、“黄瓜脚”，未缠过的脚称“天足”、“文明足”。

    1926年陕西展开妇女放足和禁止女子缠脚时，当时省民政厅长邓长耀负责，为了抓好妇女放脚，下令让各县没收裹脚布，把收来的裹脚步悬挂在大厅上，让人参观，睹者无不掩鼻而过。但也有顽固的妇女，交了旧裹脚布，又换上新裹脚布，还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见缠脚陋习的根深蒂固。

    旧社会对妇女的小脚，按年龄各有称谓，青年妇女的小脚称“金莲”，中年妇女的小脚称“银莲”，老年妇女的小脚称“残莲”。所谓“三寸金莲步步姣”即是。随着放足禁缠运动的开展和妇女缠脚陋习的消失，这些风靡于封建社会的词语也早已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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