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心态典型地反映了新兴的现代学人对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态度。我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主要人物，大都著文参与了把日常生活界定为“旧俗”并促使它成为文化遗留物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其他的代表性人物都曾经激烈批判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制度和价值。受他们的影响，并在西方民俗学的框架里，研究民俗的学者从事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日常生活批判的关注点或热点作为民俗事项向学界呈现出来。本来很“自然”的日常生活，经过民俗学者作为民俗单挑出来，就成了多少有些奇怪的现象，就成了应该放弃的对象。

　　民俗事项被界定出来了，它们并不会只是作为趣味读物停留在知识状态，而是必然会纠结在整体的社会过程之中。毫不奇怪，政府会选择其中一些民俗事项作为思想和政治运动要消除的对象。旧历新年在中华民国时期就曾经反复成为被取缔、限制的文化项目，例如1928年内政部呈国民政府，实施“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社会工程。从1920~1940年代，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倡导了层出不穷的“民众教育”、“乡村建设”的运动，反复用“民俗”、“旧俗”或“陋俗”来操作改造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先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政党尽管身处固有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不认同（温和）或者鄙弃（激进）那种生活；随后是这种“不认同”成为普遍现象，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尽管相当多的人实际上还得无可奈何地那样生活；时间和社会运动接着造就了新的现实，旧的日常生活形式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向功能上丧失、形式上残缺的“遗留物”蜕变。

　　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民俗加快了成为遗留物的速度。1958年之后逐渐造就了这种形势：每个人都被纳入单位或人民公社的制度之内，不再有自由的时间、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开展民俗活动。学者们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界定出了“中国民俗”，并在此时目睹了民俗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遗留物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传统的日常生活真的成为遗留物的时候，民俗学却成为了被限制乃至被取缔的学科。其中的原因总是被说成它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的标签，但是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这是因为民俗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现代使命：配合现代化运动，用“民俗”把国人原有的日常生活转变为“遗留物”，从而使中国原有的日常生活形式被清理出现实的日常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日常生活的新预期

　　作为日常生活蜕化的结果的遗留物，在过去近三十年里逐渐地从历史档案和老人记忆中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成为了日常生活实践。寺庙的遗址上盖起了寺庙，传统的节日习俗又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民间歌舞又以传统的形式出现在仪式和庆典活动之中。这些昨天的遗留物成为了今天的现实，这种现实在我国知识界已经被通称为“民俗复兴”。按照我们这里的线索来说，民俗复兴是指民俗从遗留物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为文本被实践，或者表现为记忆在现实中复活，或者表现为功能萎缩、形式残缺、位置边缘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社会中重新传播开来并活跃起来。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已经不能被局限在知识的“文化遗留物”范畴中了。恰恰在我们感觉到这种范畴的拘束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兴起的新项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迅速普及到了中国社会。

　　当下的日常生活已经是接续了我国生活传统的现代生活。对这个演化过程的评判也一直在转向。从大骂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到作为统战和经济的考虑加以容忍，再到称赞良俗复兴，有话语权的各色人等对这个过程的评价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近几年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列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知识分子群体也在这段时间因为形成推动文化自觉的共识而看好民俗。

　　从“日常生活”的概念入手，我们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十分艰巨的使命：在中国造就公共知识，说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自我选择的正当性，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应有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可能最终影响社会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评价和态度，不过，那还要看保护项目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操作。执行保护项目的人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淘金人洗沙的心态，一种是百花仙子采花献礼的心态。淘金人眼里只有金子，把沙子看作完全不一样的废物。百花仙子眼里都是鲜花，被选中的固然是好花，没有被采摘的也可能是好花。保护项目的推动如果是以沙里陶金的观念来做，则不会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正面评价；如果是以花中摘花的观念来做，则会把具体项目所得到的肯定扩大到整个日常生活领域。是否把项目所从出的日常生活也纳入关怀的视野，这是需要所有同仁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