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调整草案出台后，引起的争议似乎很是让有关部门和某些专家尴尬，之前对黄金周的批评声音，随着“五一”黄金周的取消，突然间“倒戈”转向支持黄金周。网上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对“五一”假期缩减为一天提出了质疑。

    审视这起公共事件，民意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反复，究其实质乃在于，在方案的制订和征集意见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博弈过程。换句话说，公众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无法改变已有的决定。

    如果再追溯公众对节假日调整为何表现出如此关注，实际上与公众对假期选择的自主权有关。休假作为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福利，个体应该享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但在当下，带薪休假无法落实，个体根本决定不了自己的年假。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公众只得将休假的希望寄托于一年十来天的公共节假日。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对带薪休假的不抱希望，才引发了对取消“五一”黄金周的不满。

    就在前几天，国务院法制办刚刚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草案，也是向社会征求意见。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草案与节假日调整草案相比，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原因很明显，因为多数职工只当其是画饼充饥的纸上规定。为何法律明文规定的，公众却认为根本得不到落实呢？

    有人将其归之于工人在资本面前的弱势。这诚然不错，当资本掌握了强权时，处于弱者地位的个体工人既无法与资本对抗，又找不到可以替自己与资本谈判的发言人，自然失去了话语权。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其实暴露的是同样的问题。华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上演了一起规避新劳动合同法风险的集体大辞职事件。然而，在这个企业行为中，职工并没有说“不”的余地。

    表面上看，这归因于员工的过于弱势，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的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应当说，在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越来越多样化，但综合起来，无外乎政府、企业、职工这三方。政府不直接参与市场，只提供服务，那么剩下的就是企业与职工。相对于企业的强势，职工必须拥有发表意愿的途径，这种意愿还不能只是声音，而且要能转化为对抗企业的行为。那么，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职工能自主发言，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权利和意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民社会。

    由于公民社会的建设还有待时日，因而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尚难以通过自己的组织，来落实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也让某些企业可以心安理得地规避法律，让公众对带薪年休假不敢抱以奢望。

    继华为“主动辞职”事件后，东莞某大公司91员工被集体解雇，同样，在傲慢的资本面前，劳工的意志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如何保障这些弱者的权利，如何健全公民社会的个体权利，如何让民意得到充分尊重，我们需要慢慢地一步步来，但这个过程不应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