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龙凤图腾”、“龙是中华民族不容更改的图腾”，年末岁首，各类媒体上关于龙与凤的是是非非吵成了一锅粥。不难看出，有些人企图将龙凤符号抬高到全民族的“图腾”，这种做法是缺乏文化、历史、考古和民俗常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龙图腾”没有图腾文化和图腾制依据。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源于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和田社崇拜。追根溯源，《中华百家姓姓氏图腾》中有100个图腾，没有龙图腾。其中龙姓的图腾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一个油灯的灯台，底座是个类似蟒蛇、龙虾或海马的图案，疑似龙形但非龙图，也就是说，龙姓亦非龙图腾。灯台在上，蟒蛇在下的图案，只有可能是降“龙”的寓意，绝对不是崇拜“龙”的意思。百家姓的图腾符号中有山丘、雷电、田地、房屋、弓箭、石器、木器、草木、飞禽、走兽、虫鱼、龟蛇，以及家畜家禽，图腾里的动物图案都是实有动物图形，根本没有后世虚构的龙。所谓“龙图腾”纯属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凤来源于父系氏族初期，是黄河下游东夷族观念中执掌鸟候历法，主管季风，传达天帝旨意的神鸟。图腾崇拜制在父系社会已经衰微，先民流传下来的玄鸟、冶鸟等的传说与凤的意义不同，所谓“凤图腾”实在离谱。

　　龙禁忌不是“龙崇拜”。蟒蛇是龙的原形，蟒蛇对远古人类的威胁非常大，蟒蛇象征阴险、狠毒、暴力、神秘、狡诈。原始先民因恐惧、憎恨龙(蟒蛇)而生禁忌。远古神话传说中的蟒蛇及其变化之人物都是恶毒之物、不祥之物、禁忌之物，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百姓的原始宗教意识和迷信认识里，洪水、干旱、冰雹、雷电、暴风雨、台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等灾害都是“龙王爷”在兴妖作怪，防汛抗旱是降龙除魃。所以，才有“降龙”、“屠龙”、“斩龙”之说。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叫做“龙头节”。民谚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把兴风作浪，刮风下雨的龙与蝎子蜈蚣等“五毒”相提并论。陕西关中冬小麦区必须进行春灌抗旱，在关中民间神话传说中，“二月二”是纪念人类与东海小龙斗争，取得春季抗旱胜利的纪念日。民间祈雨活动没有效果时，老百姓就认为龙王爷不顾百姓死活，民众便要“鞭打龙王”。电影《老井》里孙旺泉的爷爷因为“鞭打龙王爷”而被乡民捧为英雄。民间舞龙、赛龙舟活动隐喻人类对“龙”的征服，而不是崇拜龙。舞龙活动来源于原始先民集体捕杀蟒蛇的行动，领头的壮士用梭标扎龙(蟒)头，众人齐心协力，摇头摆尾，把巨大的蟒蛇摔死在地。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活动起源于原始先民筑坝引龙(水生鳞虫)，捕捉、驯养“龙”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的冒险活动，原始意义仍然是对龙的征服，而不是崇拜。民俗里的龙头鞋、龙头枕，民间用具、建筑物、织物里的龙凤图案都与崇拜无关，而多有征服、戏弄的意思。

　　所谓“龙的传人”系台湾艺人侯德健在上世纪80年代原创，然后被广大“侯丝”讹传。作家黎明先生曾在聚集大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两岸学者龙文化研讨会”上提出“龙的传人”的出处问题。两岸学者一致认为“龙的传人”没有文化和学术依据，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首创并歌唱出来的。在漫长的专制长夜里，龙凤是皇家“专利”，是皇权专制符号。在皇权专制的话语系统和专制文化里，从流氓皇帝刘邦到战犯溥仪，龙是神秘吓人的威权图符，龙袍是皇帝专用服饰，皇帝是真龙天子，只有皇帝的子孙后代才是龙的传人，私自制作穿戴龙袍意味着犯上作乱，谁敢说他是“龙的传人”就是谋反。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里，龙凤何曾作为全民族的“图腾”？所以，龙仅代表皇权和封建王朝，只标志一姓，不标志百姓。帝制被废除百年之久，“三座大山”被推翻几十年，时至今日，如果还要以“龙的传人”称呼从皇权专制“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时代的公民，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封建皇帝们以龙自喻，装神弄鬼，吓唬百姓，追求皇权专制的政治合法性，现代人有这个必要吗？

　　“龙凤文化”作为“亚文化”现象可以研究，将龙凤意识主流化、神圣化，大搞龙凤崇拜太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