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农民观众喜欢的傩戏。

    近年来，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由于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任务重、底子薄、经验不足等原因，农村的文化建设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民的文化需求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文化站如何吸引农民

    在乡镇中心兴建文化站是一些地方政府建设农村文化的重头戏，然而这番好心却少有喝彩——多数农民对参加文化站的活动热情不高。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文化报社等组织的“关注农民文化需求”调查结果显示：６７．８９％的农民不参加或不常参加文化站组织的活动；有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达９１．３％。山西省临猗县的村民称当地文化站为“三分钟热度”：起初红红火火，中途人员稀少，最后鸡飞蛋打。文化站提供的“营养”并不适合也不便于农民群众消化吸收，“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背后是可怕的急功近利心态。

    相对于部分文化站的冷清场面，“三下乡”中的文化下乡受到农民朋友的欢迎，然而要满足广袤国土上九亿农民的文化需求，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有些下乡演出的接待费还常常让当地农民望而却步。看电视是农民朋友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但电视节目中少有他们喜欢的题材和内容；文学作品、报纸杂志的许多内容也离农村甚远。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在于部分文化工作者对农民文化需求的内容不够了解，对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满足其文化需求更不清楚。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就可能“打水漂”，甚至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

    农民欢迎“本土”文化

    江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吴建军认为：作为一个农民，他所喜欢的文化一定是在内容上表现其喜怒哀乐、方式上符合其审美情趣、在潜意识里暗合其文化心理的文化，而土生土长的带着一方灵气的传统文化最能体现这些要求。

    这种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一方水土，常常因地区甚至因村落而不同，如湘西的傩堂戏，江浙的评弹，东北的“二人转”，以及各地逢年过节各具特色的耍狮舞龙、田头社戏、庙会。河北省唐海县文广局的李秋红在下乡调查中发现，传统戏剧特别受当地村民喜爱，“每逢农闲唱戏，这村戏台搭起来，四邻八村的农民都像过节一样，接闺女请女婿来看戏”；每逢中秋，福建省福清市的农民很乐意自掏腰包开展传统活动，如烧瓦塔、盘诗、放孔明灯等。一句话，农民最渴望的是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样式。

    然而，这样的文化娱乐样式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传承发展状况令人堪忧。建国后一段时期内，部分文化工作者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农村的传统文化、民俗活动，将某些消极因素看得过重而忽视了其积极因素。“我们总想着去改造、提高农民的文化，结果我们提供的东西虽然精致，却很难在农村中扎下根来。”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水土不服”；一方面是农村传统文化被有意识无意识的 “边缘化”，文化需求的巨大缺口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文化缺口靠自身弥补

    “下乡”的文化很难在农村扎根；许多大众传媒出于生存考虑，短期内也很难将目标受众定位于购买力较低的农民。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文化形式对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不重要。在中西部某些地区，看电视虽然不是最佳的文化享受，但又常常被部分文化工作者寄予厚望，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农村文化基础差、档次低甚至没文化，所以必须从城市“引进”更先进的文化。

    事实上，这是对底蕴丰厚、历史悠久的农村文化的忽视，是对比人们想象和描绘强大得多的农民文化的严重低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主要是农民的历史，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主要是由广大农民创造的；农村也一直是我国精神文化的富矿，大部分民间艺术形式都滥觞于此。毫无疑问，农民有能力、农村有潜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内容来满足自己的基本文化需求，而且只有农民才能真正创造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文化来。“农民的文化需求问题最终只能靠农民自己来解决，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指望城市。” 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徐惟诚如是说。

    农民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文化运作模式的支撑。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民营文化剧团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演出市场比较繁荣的浙江省为例，全省大大小小的民营剧团达４５０余家，其演出年观看人次超过７０００万，平均每个农民一年能看上两场戏。而政府在文化建设上的首要职责是为民间文化活动等提供一个良好的整体环境。加强服务和管理是当前政府工作“软”的一面；而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是“硬”的一面，也不可放松，其关键在于如何将钱用在刀刃上。广大的农村地区，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各地农民文化需求的内容及其轻重缓急之别十分巨大。所以具体到一个地方，政府和文化工作者开展工作时更应该重视其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