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变局，中医被冷落了许久之后，近年忽然又重新热了起来，于是引起许多人的诧异。我以为，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大背景国学的复兴，二则因为“非典”期间中医药的功不可没，三则因为目前几亿农民看不起病的难题之解决，有望于中医药方面得到一条新出路，四则因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医药的渐渐认同。

　　最近网上有关于是否“告别中医”的争论，超过62％的网友表示认同中医，著名中医刘力红教授认为，“除非告别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告别中医”，对此我想进一步补充两句:“除非告别‘中华民族’，否则无法告别中国文化”。

　　何出此言？先从说文解字开始。“中医”的名字，有两种来历，一种是和“西医”(西方医学)相对；另一种是古人说的“上医治世、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上医治世”是为良相而“医国”，一个比喻而已；“下医治病”则是“见病不见人”，为治病而治病；(相对而言，西医就检验化验单开药方，西医学研究病菌病毒和药物物理，是“物本主义”)，“中医治人”包含了防病(不是“治病”，而是“卫生”)的养生思想和“治心”(心理辅导和哲学开导)即教导病人如何做人的思想，是真正的和比较完整的“人本主义”。

　　因此，中医在未来，将会更是建立人本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医疗改革的新选择或新补充。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医学是高明而玄妙的，这一点，不必很高深的理论，而可以以我亲自经历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一是我小时候，得过夜盲症，服用三次猪肝地瓜叶汤便好了，所花费用只有一角五分钱；又得过牙龈出血，服用了三剂冬稻草根煎冬瓜条，分文未花就好了；我读中学时大拇指上长过“猴子”，中医教我用铜钱加艾灸，花了一角钱便治好了，(而现在的激光除灭法一次收费好几十元)；更奇妙的是另一个例子:我所在的中学门口出租自行车的一个老汉是民间草医，一次，一个鼻子尖正中长了个红枣大的血管瘤的老华侨偶然路过，老人聊天时诉说衷肠，说在美国开刀太贵，且有生命危险，老草医说这个太简单了，我治好你你请我吃一顿饭好不好？老华侨当然答应，老人就教他每天用蜘蛛网结成细绳勒瘤子“饿死”它。三个月后，老华侨专程自美国回来感谢老人，因为他的鼻头血管瘤果然不药而愈了。这些，所体现的都是“合适就是最好的”之中医的“中国智慧”。

　　我还从一些名老中医那里听到或学到一些中医妙理。1987年在北京“世界针灸理论研究会上”，驰名国际的中国针灸专家郝金凯和祝总骧两位教授为大会示范针灸“远穴止痛法”时，我上台当“志愿者”亲身体验过那种以针麻醉的感觉，而令所有外国专家迷惑不解的是:针麻虽然是“眼见为实”，但人类的解剖学至今没有办法解释它的存在，即中医有些妙处用西方实验科学无法解释，“行得通而说不通”，这既令人信服又令人迷惑。我还向著名针灸专家靳瑞教授请教过“子午流注”的用针取穴方法(按照每天的天干来决定选取的穴位)，“子午流注”从理论上看似“迷信”，事实却证明有奇效，令人惊讶。

　　已故的名中医梁剑波先生同时也是易学专家，我们一次讨论“变易”中的“表里”问题，他举了肇庆上世纪三十年代瘟疫流行时的一个例子，当时当地一条富人聚居的巷子例外地没有一个人生病，民间解释为“风水”或“命理”，梁教授则认为实际上是“中药使然”:因为那一年传染病流行时，这条巷子几家富人又迎亲又送亲又生男孩又过节，三天两头放鞭炮。梁氏解释说，鞭炮里面的硫磺和芒硝都是对呼吸道传染病菌或病毒极有消毒杀灭作用的中药。

　　以上是“余话”，即从理论之外说中医。

　　中医不仅仅是治“病”，即便“治病”，也有许多妙道奇招，它的背景，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括民间文化。

　　《黄帝内经》认为，“平人不病”，“平”就是“不偏不倚”，不会“过”也不会“不及”，《黄帝内经》又说，古之智者“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与天地合”，所以能够得到“天寿”，这个“节”和“常”，就是不过分，如果过分，则如老子说的要损有余、补不足，即通过减少过分的和补充不足的办法，来恢复人体的平衡，这也符合儒家的“中庸”学说和禅宗的“应无所住”。

　　总之，中医智慧的背后，除了《黄帝内经》之外，其实所贯穿的，是儒释道诸家的精神骨髓，要废除它，恐怕不容易；而要真正发扬光大，则任重而道远，不能离开对国学大背景的研究:它至少包含国学对中医的影响和中医在国学中的位置两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