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1月20日9：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744室

　　访谈嘉宾：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所所长

　　主持人:

　　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所主任徐杰舜，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

　　录音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生黄悦

　　人类学关注国学，反过来国学也需要一个人类学视野。这就像从两个方向挖隧道。

　　孙悟空这样一个不近女色的形象绝不是汉族本土文化的产物，是外来的。

　　民间的小传统虽然在学界的讨论中被忽略，实际上却在生生不息地支撑着国学的根基。

　　今天如果你谈我者而没有他者，或者讲他者而没有我者，是完全不可能的。

　　徐杰舜：人类学对于国学是十分关注的。上个世纪末，我们人类学讨论最热的是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为此专门在南宁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人类学在中国要实现本土化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事。第一，要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第二，要对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第三，是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这才能够实现人类学的本土化。所谓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今天来说这个历史文献就是国学。

　　早在20世纪初，就有关于人类学与国学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有老一代的国学家出来说要注意文化学、人类学这些学科对国学的影响问题。现在是21世纪初了，我们需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叶舒宪：人类学关注国学，反过来国学也需要一个人类学视野。这就像从两个方向挖隧道，如果一旦挖通了，对二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不可能回到清人乾嘉学派的治学老路上去，或者回到章太炎、刘师培所主张的国粹学派的国学。今天的国学应该是今天的知识条件下的再创造，而人类学应该算是最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做这个工作的就是闻一多的传人、我们文学人类学会的前任会长萧兵先生。他在1991年《楚辞的文化破译》中，把传统的国学研究的局面拓展到了世界文化的视野之中，特别是提出了环太平洋文化因子——如太阳鸟神话在环太平洋地区的表现等，让人耳目一新。他的这种做法不敢说是挑战，但是冒犯了传统国学的“家法”。把外国的、外民族的材料拿来解释经典，在20世纪以前是少有先例的，这就在学院派内部引发了争论。

　　徐杰舜：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吧？

　　叶舒宪：上世纪80年代是以论文为主。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和萧兵、王建辉先生共同主持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至今一共出版了八种，先后有三部获中国图书奖。但是在国学圈子里还是有争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做传统国学的人不关注人类学，认为西方的什么荣格啊，列维－斯特劳斯啊，结构主义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还是要守住文献啊、考据啊这些传承的领域，我们觉得这是今天国学发展的悲哀。

　　对于人类学，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田野”。是汉语书写文化留下来的最丰富的田野，那里面可以驰骋的空间太大了。因为从前没有从人类学角度去开垦、关照，经典文献在我们看来就像有待考察的矿藏。郑振铎是我们文学所的老所长，当初就是因为读了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受到启发，意识到原来国学还可以有另一种做法。他写了一篇《汤祷篇》，后来出了单行本，被周予同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新一派。可惜他没有做下去，这个新国学传统在1949年以后就断了。要延续这个传统，我想人类学和国学的方法对接能够让我们传统的考据法提高一个境界。因为考古发掘的东西和新发现的传世文物（包括汉语和非汉语的文献，实物和图像资料）是前人所看不到的，是过去的国学所没有的资料。那么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呢？文字的书写只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三千年之前殷商时代之前，没有文字的时候靠什么去认识？清代国学大师也对此望尘莫及。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因为发现商代甲骨文，那么商代再往上靠什么去探索？汉字书写的中原文化区以外历史真相靠什么去认识？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证据非同小可。国学视野更新的希望就在这里——考古学提供的线索，再加上多民族的民俗文化线索。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表现在今天就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