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刚刚因为反对读书而“火”了一把的上海文人余秋雨，这两天趁热打铁，又高调出面反对“汉服”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质问道：“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我要问：那把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4月16日《北京日报》）

　　好一个义正词严的严厉质问，既把“汉服”的提倡者置于大汉族主义的被告席上，又不无挑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之意，余秋雨此招可谓一箭双雕。

　　但遗憾是，余秋雨的此一质问，根本就是无的放矢之问。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汉服提倡者，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少数民族也要改穿“汉服”的，更没有人说过“不穿‘汉服’就不是中国人”。即便是前一段时间，在百名学者为“奥运礼仪服装”发出的倡议中，也只是谨慎地主张可以把“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中“汉族成员的代表服饰”。实际上，只要略加思索就会明白，“汉服”的提倡者，都是一些为本民族服装被剥夺而深感痛苦的人，将心比心，他们也不会把“汉服”强加给其他少数民族的。余秋雨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在含血喷人了。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余秋雨还煞有介事地设置了一个“穿传统服装的卖国、穿西装的爱国”的伪命题，说什么抗战时期，“一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满口中国成语的汉奸，与一批穿着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在国际社会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构成了强烈的对照”云云。

　　余秋雨此论，简直就是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了。别的不说，汪伪政权排列前三名的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是爱穿西装的留洋学生。从历史资料中的照片来看，汪精卫无论春夏秋冬，从来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三件套”，穿得有模有样，重要场合，还要穿燕尾服一类的西装大礼服。而后来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决的陈公博，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高才生，一口“流利的英文”那是没说的，难道他们都是“爱国志士”吗？

　　行文至此，我还要强调一句，一个人爱穿什么衣服，纯粹属于他个人的偏好，和他是不是爱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关系，余秋雨此论，完全是狗戴嚼子——胡勒。“汉服运动”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过是一些怀有“复我衣裳”美好愿望的民间人士的自发活动，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强制别人穿“汉服”的愿望和能力。从长远来看，即便是“汉服”今后真的在一定范围内复活了，也不过是为我中华民族的服饰宝库中，再添一道靓丽的色彩而已，是属于汉族有所得，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无所失的有益活动。对这样一个目前还非常弱势，又不可能会伤害任何人的民间文化行为，一向以“有文化”自诩的余秋雨，何以如此大动肝火，上纲上线，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