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矣，众说纷纭，歧义生矣，正名顺言，聊作一家之言。

　　什么是“国学”？说文解字，即中国之学；望文生义，即中国独特文化。这是大而化之的话，但要研究问题，则对“国学”的定义，应当更清晰一些，大家讨论起来才有共同语言。

　　目前论界对此大约有三类说法:一是“大文化说”，认为“中华文化即国学”，文化即文明，它无所不包，举凡人类一切物质、精神之创造，全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例如风俗习惯之类，极其庞杂，故“文化说”，大了；二是“经史子集”说，其中“集”主要是历史上名人的文章出版物，历代的许多“离退休老干部”都出书(仅四库全书中，前儒研《易》专集被列入的即有二千多卷种)故“经史子集”说，杂了；三是“三教九家(其实只剩八家)”说，又小了。

　　因此，我独创一家之议:建议以“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技”来涵盖国学要点。“道”是智慧，主要是儒释道三教；“学”主要是“史”和“子”，也包含一些带有“术”的色彩的学说，例如兵学、医学、风水学；“艺”是艺术，孔子提出六艺，那是古代学人必修的，此之外，更多的，是中国人生活中与“美”有关的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例如国画、中国书法、中国舞蹈、戏剧、戏曲、中国功夫等等；“技”是技术、技巧，它与艺的分别，在于其工艺性，古代不重视科技，认为是“奇技淫巧”，但其实都是中国的好东西，例如近一两年国家开始审批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手工艺类的，如石雕石刻、玉雕玉刻、木雕木刻、抽纱绣花、纺织编织、陶艺瓷艺、木作油漆、文房四宝、传统印刷技术、版画剪纸等等，都是很专门的学问。

　　如果上述“道、学、艺、技”的“国学四域说”成立的话，则大抵可分为两层:上层是“道”和“学”，以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为主；下层是“技”，以下层文化和民间布衣文化为主；夹心饼干的中间是“艺”，半上半下，兼道兼术，例如中医，有“学”，但也有“道”，还有“技”，兵法和书画等亦然，更是中国人的宝贝。

　　目前学界的国学研究，对最下面一层，则多有罔顾，我以为甚为偏颇——离开了大多数老百姓生活须臾不可离的种种，便有走入象牙塔、脱离群众之虞，这样的研究与百姓无关，只是热在表面，恐怕不能深入持久。

　　当然，这样表述也难免偏颇，因为“道”和“学”虽然是精英文化论题，但普罗大众未必不关心，甚至相反，需求更甚的，是老百姓，近年的小孩读经热、普通百姓对佛教的热衷、知识阶层对禅宗的渴求、商界对兵法兵学的兴趣，各阶各层对风水学、命理学的关注等等，便是例子。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对一个话题，有如此的热烈需求，它的“热销”，是肯定的事情；并且，可以预料，热潮方兴未艾。

　　再进一步分析“市场”，国学热中有两类产品，一是严谨而有深度、但过于“经院化”的，虽然是好药，但不可口，所以曲高和寡；另一类是深入浅出、轻松活泼的理论“钙糖”——例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以儒、释、道三教为主题的“电视大课”、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论语〉心得》、《品评中国》和网上点击率高达几千万的《明朝那些事儿》，是“史”“学”兼用的国学研究中的“钙糖”:加了糖的补药，因其好吃的缘故，所以热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的规模化研究普及，已断裂80余年，多数人对国学所知甚少，前些年一些以伪宗教为内容的“功法”的狂热，其实是钻了这种断裂所造成的无知的空子，因为社会当时没有“正版”宗教的传输与引导，伪劣产品便成了炙手可热的货色了。近一两年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已使伪劣产品日渐失去市场，这是国学热良好功用的一个小小副产品。

　　以我个人观察思考之后的预想，国学热要更加深入并防走偏，将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力量更多的参予和推动:高层的提倡与引导、学界的研究与探讨、媒界的参与与推广和民众的关心与接受。

　　毋庸讳言，国学这个老东西，就像一间五千年的杂物间里面堆放的杂物，以先秦“文物”为主，例如《易经》、《尚书》、《诗经》和诸子百家，但既然是“杂物间”，堆放的年代和主人不同，内容和品位不同，优劣兼存，所以，在“取宝”的同时，清理或摒弃一些过时或腐烂的，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国学是中国人精神的命根子，无此无以提起“民族精神”，不扬弃不行；但因此而全盘否定国学(例如说“中医是伪科学”)虽然不是在打中国人的脊梁骨，至少是在抽中国人的脚跟筋，爱中国者，当自重。

　　要而言之，国学热由学界精英对其“道”与“学”研讨，到大众媒体的参与，王谢燕已渐飞入百姓家；下一步，对中国的“艺”与“技”的珍视与研究，势在必行，不如此，许多传承千年以上的宝贝，将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上断送而不可复求，例如，将来研究中国古建筑、古制墨法，研究“端午祭”风俗等等，只有去日本或韩国留学才能学得到，到那时，哀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