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炎辉是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号称总经理，他手下只有16位平均年龄55岁的手艺女工。他们原来都是上海红星绒绣厂的干部和工人。工厂在90年代初解体后，钟爱绒绣艺术的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办起了这家民营性的绒绣制作公司。看他们近20年的作品，所有的人都会翘起大拇指：人民大会堂有36个厅，其中10个厅的装饰作品，都是他们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绣出来的。如上海厅的《外滩夜景》、国宴厅的《万里长江图》、香港厅的《维多利亚海湾夜景》、澳门厅的《中西荟萃》、重庆厅的《山城夜景》等等。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第一接见厅《革命圣地延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堂《长城》、上海市政府市长会议室《上海明天更美好》、陈云纪念馆《陈云像》、河南黄河迎宾馆《嵩岳秋色》等等，也都是他们的杰作。

    这家公司初创时有28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只剩下今天的16人。包炎辉痛心地说：“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曾经来找我，急要一件作品，2 月内交货。可是，我们的能力起码要半年时间才可完成，机会流走了。上海世博局要100个国家的领导人头像，我们2年也做不完，机会又失去了。”记者问：“为什么不招聘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呢？”包炎辉叹口气，说道：“现在正处在两难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好。接不到活，养的人多了，养不起。有了活了，一般都要得非常急，人力又跟不上。绒绣，是一项特殊的技艺，人才需要培养的。我们又没有能力去办学校、培训班之类。再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肯学这种手艺。不仅是绒绣，整个民间工艺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生产、销售、开发、研究、培养……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民间工艺在国家的扶植下，形成完整的系统。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王永庆，曾经向记者介绍：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民间工艺处于黄金时期。那时，全国有180多个民间工艺生产基地和工艺美术服务部，有100多座工艺美术专业学校，有96所工艺研究所。那时，全国各个领域的职称评定都被停止了，唯有民间工艺享有这个特权，因而有自己的大师、技师等等。那时，没有一家单位有产品出口权，只有民间工艺有国家特许：5万元美金以下，可不通过外贸部门，现场就可交易。那时，民间工艺品在整个国家轻工产品出口中，占三分之一强。

    然而，从90年代开始，各地民间工艺工厂、学校、研究所、销售服务部等等，倒闭的倒闭，合并的合并，缩编的缩编。北京原有40多家工艺美术厂，现在只剩下10来家，而且大多数名存实亡。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原来保存着成千上万种民间工艺样品，及相关文字史料。但是，随着研究所的关闭，这些样品和史料，全都散失，不知去向。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的工艺美术品服务部，原来非常兴旺，享誉中外，现在是一家快餐店了。上海在50年代有500多民间工艺大师。现在，在全国叫得响的民间工艺家，没有几个。上海著名的顾绣、竹刻等民间艺术都凋零了。

    再说绒绣，上海原来除了红星厂外，还有一家。红星厂有职工300多人。除此，他们在浦东地区，还有几万人的加工队伍。90年代以前，各地工艺美术厂都归口轻工业系统。红星绒绣厂不例外，属上海轻工业局管。在“抓大、放小、搞活”的浪潮下，红星厂被下放到区里，合并到一家区房地产企业，没几年关闭了。包炎辉无奈地说：“山东烟台原来也有一家绒绣专业制品厂，现在也没了，靠出租厂房。所以很多人对我说，绒绣死也死在你手里，活也活在你手里。我的责任重大呀！可是，我一个人怎么挑呀？挑不起来的。”

    民间工艺怎样日子才好过些？很多人向记者反映，其实，国家每年对民间工艺都有拨款。但是，真正在第一线做的民间艺人，或有关单位，尤其是民间企业，根本没有感觉。上海工艺大师阚三喜在一家民营文化公司的支持下，花12年时间，完成立体雕塑《圆明园》。这件作品，用掉60吨紫檀、黄杨等珍贵木材，5吨寿山、青田等名贵石头，以1：150的比例，完整复原圆明园被毁坏前的面貌。作品完成后，仅在一家民营公司的赞助下，展出过一次，一直躺在一家破烂的仓库里。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文来自政府的资助。上海嘉丰特艺有限公司曾经有一件赠送联合国的青铜器《世纪宝鼎》。因为其制作费用是集资的，结果被美国媒体以“产权不明”恶炒，影响很不好。钱，要落到实处，用在真正需要用钱的人身上。

    过去，民间工艺品大多数由外贸部门统一收购后，销往海外。90年代后，国家不再统收统销了。一方面，向外销售的这条“生路”被断掉；另一方面，民间工艺又属轻工产品，享受不到文化产品特殊的财政税收政策，这样日子就不好过了。民间工艺行业，大多数艺人生活困难，这是一个不争的令人痛心的事实。

    民间工艺被各地“放小”后，成为一盘散沙，处于没人管，自生自灭的状态。怎样在市场化的前提下，使他们“生老病死”，有人管，有人关心，有人帮助？当然，民间工艺自身需要改革、创新。但是，民间工艺多是家庭式的，不可能有更多的设计，更多的策划，更多的投资。因此，很多人希望，国家要有自己的民间工艺研究所、有专事培养人才的学校、生产及销售基地等等。一个，甚至几个博览会，乃至公布“文化遗产”名单、确定“文化遗产日”等等，还不能真正使民间工艺的日子好过起来。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政策要落实，要制定，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