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的题目出自某个学者之手，将会掀起新一轮舆论波澜，毕竟近年来有这种“喜好”的学者不在少数，靠被人骂而获取名利的人也屡屡得手。好在我不是学者，也没有必要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来哗众取宠。有此动议，是近日连续读到几篇节前讨债伤人案件。原本无意把这些个别“不和谐音符”与“欢乐祥和”联系起来的，谁知，到网上一搜索，类似刑事案件早已屡见不鲜。从各地的相关新闻中也可以看出，全国范围内“维护节日期间的正常秩序”成为地方政府节日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什么问题让各级政府在这样隆重的节日里如此放心不下？据2月5日《国际先驱导报》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人们深恶痛绝的赌博、送礼现象如瘟疫一样，每年都集中在春节期间爆发扩散。不仅如此，只要我们留意春节前的公众传媒，就不难发现类似“讨债杀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抢劫、盗窃猖獗”等等“春节并发症”层出不穷，其范围之广，时段之集中，业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去年春节期间，《日本经济新闻》就针对东亚范围内的一些春节习俗提出批评，认为春节正在趋于罪恶化。

 
    我们无法否认这“趋于罪恶化”的普遍性，查看近年来中国一些贪官的犯罪轨迹就明白，他们的犯罪几乎无一例外与春节有关。我知道这个原本欢庆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节日，已经越来越背离了传统，甚至成为某些作奸犯科者的“黄金周”。诚然，我们不能因为几个贪官有“春节情结”就因噎废食，去否定春节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地位，但耳闻目睹的实事又让人对春节的存在意义发出疑问：难道每年一度的民工大潮、抢劫盗窃案件高发、收礼行贿盛行、奢靡浪费成风……就是春节的全部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自己身边的春节，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诗经》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任何事物，如果背离了原义，其存在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民俗节日也是一样，如果从根本上就被人当作一种作秀或者功利手段，始之乱必将导致终之弃。民国时期，当时的政府曾多次使用行政手段废除春节，却并没有达到目的。如果说当时的政府急功近利，视现实生产力水平于不顾，是逆文化潮流而行，那么，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一味强调春节的传统意义，同样也有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春节是农耕社会的遗物，其原有的形式大多属于祭祀范畴，在信息化时代，“年”的神秘色彩已经褪去，其沉重的历史包袱也随之显现出来。倘若继续秉承这样的文化，就必须吐故纳新，让春节与时代的发展同步而行，否则，不是保守也是愚顽。

 

    笔者认为，鼎新革固历来是文化的发展必然途径。近年来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使民族传统除了几个“符号”一样的节日，所剩下的内涵已经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趋势下，即便用抵制“洋节”来捍卫民族文化的根基，即便将春节制成“文化标本”，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博大精深，也不过是阿Q般的梦呓。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更希望春节如同圣诞节那样承载着中华文明覆盖全球，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交相辉映、争奇斗艳。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实事，当有人把七夕节定义为“中国的情人节”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明白，无论把自己的节日怎样改头换面，也是别人的翻版。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多以经济形式呈现的，无视时代发展，单一强调文化的表象，其结果也许恰恰事与愿违。

 

    既然我们无力把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发扬光大，就不如破旧立新，去寻求另一种精神寄托，进而淡化春节传统内涵，附着以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价值取向，使之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起始点。这正是“不破不立”的最好脚注，也是改革者必须遵循的科学精神之一。从“五四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都是在这样的法则下，不断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因此才造就了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

 

    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就曾提出，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作为现代人，我们当然不应该只“权衡”，还要考量这些“利弊”对民族振兴和文化发展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不必说一个只停留在吃喝享乐层面的春节，还有没有延续下去的必要，连一个节日都没有推陈出新的能力，妄言其他层次的复兴与改革无疑都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