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现在过年，还有多少人了解和沿袭这些年文化呢？恐怕少之又少了。人们的“活法”在不断地变化，现在的春节，时间名称还是旧的，但内容已加入了许多新的“活法”。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吃着饺子看春晚，旧民俗变成“新民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稍显“年味”的放鞭炮也被禁了，过年也“黄金周”起来，拜年改成了电话、短信，年夜饭的餐桌也从家里“搬”到饭馆里。从这个极粗的线条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年包含的传统习俗被不断地抽离和抛弃，“年味”就在这一次次的“移风易俗”之中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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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专家学者相继提出“保卫春节”，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却并不明白到底要“保护”什么？在通讯发达、交通便捷、物质丰富、节奏飞快的今天，春节团圆、休闲、吃喝的功能已经有所退化，但为了过春节回家鞍马劳顿，综艺演出乏善可陈，假日出行拥挤不堪，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春节越来越像是一种精神负担，而非愉悦身心的享受。

　　由此可见，春节并非过时，只是春节没变而人在变，千百年来，春节的外在形式也在经历着不停地变化，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永远停留于过去繁琐的细节之中。春节文化的源远流长，在于其构建了强大的精神家园，也只有依附于这样的精神内核，外在的形式才会更加丰富而有意义。保护春节，不能只靠强化这一传统节日的符号意义，关键在于唤醒我们关于春节传统民俗的记忆，同时为春节传统文化注入现代的元素，否则春节留给人们的也只能会是一种消极的怀旧，而不是精神的重塑，这样的传统节日文化，自然也就缺乏应有的竞争力了。

思考二：申遗能解决年味渐淡问题？

　　既然春节不是过时，那年味渐淡问题就不是在年，而是在人。有人提醒要为春节申遗的陈竟教授，第一，早在2006年年初，春节已经进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单；第二，保护文化要靠一种文化自觉，靠申遗保护文化完全是个误区。

　　对于春节等民俗文化而言，重要的并不是申遗，而在于怎样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并使之与时代相适应，逐步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既具传统特色又具时代特色的年俗文化。一种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是否具有生命力,并不取决于是否具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遗产身份,而是取决于文化传承者的努力。

　　要让春节这个最普及、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需要的是华夏子孙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果我们缺乏一种文化自觉，即便申遗成功，也不见得某种文化就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就比如昆曲，昆曲2001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随后连续5年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总共5000万元的“抢救”经费，但由于缺乏演员和观众，目前仍处于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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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申遗只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保护文化的手段可以有很多，不是只有申遗这样的“华山一条路”。如果有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某种文化不申遗一样有保护，如果缺乏文化自觉，就是花千万元申遗成功也是白搭。

　　不去挖掘与发展传统节日的现代内涵，春节即使“申遗”成功，也并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我们需要的不是作为“遗产”的春节,而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对春节的认同感。否则，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仅能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看到有“春节”这一条目，却不知过年为何物，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现实一点说，保证年俗文化延续或发展的，只能是社会细胞的家庭及其成员，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保护主体”，是最终的“裁判员”。“拯救春节”最重要的并不在于“申遗”，而在于放假、交通运输等政策制定方面，千方百计地打造一个充分具有人性化光芒的“春节样态”，让被日常世俗日子所压抑、贬斥、淹没的人性在这个节日里复活。也只有这样过年，才能够使人充分放松，充分享受到过年的喜庆和快乐，充分鼓起对新年的期望和干劲，充分体现出中国春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瑰宝的深厚魅力。

　　“申遗成功”与“年文化消失”本无内在联系，硬扯到一块也起不到警世作用。“申遗”最多是“顺便的必需”，但不是关键要素。春节的命运没有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手里，而是握在每个中国人，每个炎黄子孙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