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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自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提议更正现有中华龙英译名后，该提议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多家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发表不同的观点。华夏纽带工程、本报和人民网文化频道就如何正确在海内外弘扬中华龙文化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了让更多读者各抒己见，本报于12月3日整版刊发"龙，英文译名及文化意义的争鸣"专题讨论，除转载《北京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还发表了读者叶馨兰和于贞的反驳文章，双方就研究龙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中国龙"的改名与文化自信等展开讨论。讨论文章一经见报，即引起社会关注，人民网全文转载了4篇讨论文章，读者纷纷打来电话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为此，本报继续刊发"龙，英文译名及文化意义的争鸣"专题讨论，全文转载《中国青年报》的署名文章，并发表读者葛颂良的反驳文章及郑宏、谢征的文章。希望这次专题讨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从而对我国龙文化的现状与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做出分析，进一步扩大龙文化的影响力。
郭之纯：一条有文化洁癖的“龙”
郭之纯
许多国人最近被一种动物搞得很不安生。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近日发布的《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郑重提醒，当前“龙”的英语译名“dragon”大大歪曲和损坏了龙的光辉形象，倡议尽快为其正名为“loong”。由于此举的意义被提升到“提高民族自信心”“保护和传播中国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让近日的媒体舆论空间显得分外“拥挤”。
如此热门事件，议论焦点多样，进展方向眼下还在延续，往深处看，其内在心理原因和所折射出的问题，或可一言蔽之：缘起于时下国人中广泛存在的对自身形象的焦虑感，折射出对外交流中文化理解、文化立场“站位”等若干问题。
围绕“龙”这一中国形象的代表性标志，近几年来可谓风波不断，某些人顾虑于“龙”和“龙文化”被外人曲解，为其正视听的声音越来越响。去年此时，还曾传出过“中国国家形象可能不再是龙”的消息，甚至听闻相关课题已被科研立项。不能说有上述这些想法不对，如果可能而且成本不高，为“龙”选一个更准确、更雅致的英文名称，即便有些无聊却也无甚害处。关键是，“dragon”已经约定俗成沿用了这么多年，突然全面废止这一用法是不是有些太想当然了呢？要知道，我们的母语并非英语。
而更需要讨论的，是将“龙”的译名由“dragon”变身“loong”，这究竟有多大必要。应该说，即便“dragon”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确形象不佳，连累到西方人对“龙”的理解有了偏差，但这就意味着西方人会以同样的角度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显然不大可能。其实，无论中国的“龙”，英国的“狮子”，美国的“雕”还是法国的“公鸡”，都不过是蒙昧时代的一种特殊文化遗存，早不会有人愚蠢到拿这些所谓“标志”的性格特征与该国家民族“对号入座”。回想一下，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喻并不自今日始，但所谓“龙的霸气和攻击性”何曾使外国人感觉到过威胁？印象中如此“凶恶”的“龙”或曰“dragon”，没能让国人逃脱“东亚病夫”的讥笑，也并未曾使八国联军的脚步在大清国的国门前稍稍迟疑。
反过来说，其实在原汁原味的龙文化当中，“龙”的形象也未见得真是多么“光辉”、多么“和谐”。由于“龙”的身份一是由帝王家长期独占；二即便是传说中行雨的“龙王”也是人们畏惧的对象，故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单论“龙”的形象其实既不宽厚，又不亲和，更不和谐。如此说来，将“dragon”变身“loong”，必要性不大，意义十分寥寥，而且多半也难有效果。
事实上，很多国家民族的图腾象征都是形象很不完美的蛇鸟狼虫之类，也没听说有人为之感到难堪或气恼。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时不时为一种虚拟的象征性动物的属性较真儿。这表明我们许多人在注重国家民族的形象方面，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焦虑的程度。
许多事情表明，对自身形象和整体文化的焦虑，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流行习惯，成为不自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许多小事变成大事，正常的事变得不正常，“无事”变为“有事”，甚至“假事”变了“真事”，令人哭笑不得。譬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多人愿意看李小龙、成龙和霍元甲等在电影中将其他肤色的人打得屁滚尿流鬼哭狼嚎，却容不得在一则商业广告中中国武林高手被打败，同样也见不得广告中让“龙”从柱子上滑下来；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故宫里的星巴克会被看成“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事件，洋节日会被人郑重其事的“抵制”；也正由此，当运动员输掉了一场“或许不应输”的比赛，乃至某些演员去国外影视中扮演了“不那么体面”的角色，便简直像犯了天大的错误。
与这种焦虑感如影随形的，是在文化理解和接受方面的洁癖――因为在意，所以焦虑；因为焦虑，所以过度维护，文化洁癖由之逐渐养成。这种洁癖让许多人变得分外挑剔，往往小题大做。
比如，《读者》杂志曾经转载了一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的文章，结果险些为此吃一场官司，因为有读者认为文章“贬损中国人”，声称要将杂志社告上法庭并索赔。再如，曾有一名台湾女艺人在电视节目中批评内地的卫生间不卫生，便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名艺人被称为“十恶不赦的巫婆”，后来她顶不住压力只好专门为此道歉。但中国内地的卫生间真的无可挑剔吗？没有人真正去回答这个问题，却只是对那名艺人“可能是嘲讽”的态度耿耿于怀，不予原谅。
还有，近年来巩俐、章子怡等曾跻身好莱坞的演员纷纷回国发展。依常理忖度，这该是出于利益考虑。毕竟，她们的根在中国，主要的追星族也在中国，如果完全脱离中国会让自己逐渐失去根基。然而，据传，她们给出的回国发展理由却是什么“在好莱坞只能演穷人和妓女”，而这竟也引来不少喝彩声。可是，她们不会不知道，演穷人和妓女并不丢人，相反这种底层角色更见功力也容易出彩――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她们有多么矫情，而是觉得，她们是否也受了这种普遍的焦虑心态的影响，转而心生“洁癖”了呢？
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与外面的世界接轨，已然难以回避。但在这个过程中，种种原因使某些人总是难以确立牢靠的自信，时时担忧不能被他者认同，而且这种担忧从微观的个人形象到宏观的文化层面都有所体现。无论是“龙”译名风波，还是此事前后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尔街骑牛现象争议，还是此前发生的“抵制圣诞节”事件、“故宫星巴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论调等，细品之下，你会发现：文化洁癖的影子，无处不在。
这种奇特的形象焦虑和文化洁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有此意识，肯定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文化现象的反思和自律，但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警惕，谨防其促成文化本位主义，对文化交流、传播和融合形成阻碍？（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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