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叫许文胜的人在一份题为《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的倡议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观点：“公元2007年，是源于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对于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完全适合，但是对于我们……使用此纪年方式就有欠妥当了。”我们应该使用黄帝纪年。倡议书中提出了黄帝纪元的计算公式，即：“黄帝纪年＝西元纪年+2698年”。具体到今年，西元2007年，对应的黄帝纪年就应该是4705年。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网上关于是否取消中国龙或者你到底是不是龙的传人的争论以及十博士联名发出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的事。那倡议书的结尾以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2006年12月18日）签署日期。

　　读经以及国学在近年来的沸沸扬扬以及七嘴八舌可以为这件事的一个小的注脚，与此相关的还有穿汉服这样的事。品味一下，我们会明白，这个叫许文胜的人所说的这个事的出发点应该是文化两个字，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理解为一个文化事件。然后，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即传统，想这个传统应该在怎样的位置发挥作用。

　　具体到这个事的细微处，我们发现，关键的问题除了种族、时代、环境这样依然起作用的老说法以外，只是一个与教育有关的问题。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让我们拥有自己的见解以及行为方式，并在这样的方式下对此类突如其来的古怪产生本能的质疑。不是你弄一个这样的外表，就表明你真的是了，实际不是的。你穿汉服，可是你说汉朝话吗？旗袍是满族服装还是汉族服装？顺便问一句，你穿汉服时内衣也采用汉朝样式吗？那时的袜子以及胸罩都只是一块布，不嫌麻烦吗？现在我们用黄帝纪年了，星期几还用不用了？电灯呢？磨盘以及纺车是不是也要恢复起来？从前纪年，一般不是这样确切的，而只是光绪三十年或康熙十九年，现在怎么改？

　　而更关键的是，你弄出这个2698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夏，还是约略地确定在纪元前21世纪，并且有关夏而可资应用的文字几乎一点也没有，之所以说去夏2000多年的司马迁说的夏是可靠的，是因为他说的商世系被大约2000年以后出土的甲骨文给证实了。那么，在虚无飘渺的夏之前的禹、舜、尧、帝喾、 帝颛顼、黄帝，应该怎样确定时间呢？时间是一件大事情，虚不得的，你不能把我们确切的时间弄模糊了。在宇宙空间内，百八十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在我们，百八十年可就是一辈子啦！

　　况且，到目前为止，这个黄帝是男是女我们还没有搞清哪！据王国维以及郭沫若考证，帝者，花蒂也，一粒种而化育千万子孙之意。郭沫若说：“此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史记·天官书》载：“黄帝主德，女主象也。”据考证，德的本义是“种植”或“生殖”，于是主生育之德的黄帝就有女主象，是一女子。尽管这只是自成一家之说，但用来说明这件事的非常不确切还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说到底，在我们所确认的这个有关黄帝的文化问题的后面，一般而言，是经济问题在支撑着。如果一个文化问题不与经济问题产生关联，就会如同封建迷信以及巫术一样因被命名为糟粕而被淘汰掉。因为这些东西，在主导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不发生正面的作用，而只是不停地捣乱，不停地制造麻烦。目前被广泛实施的对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所依托的正是经济的强力。而有抱怨者却在说着这样的话：这名为保护的所谓措施，其实不过表明了这些老东西作为经济利益的附庸的真实身份。持论者的偏狭，无情地忽略了这些被保护者受惠于经济因素这样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种忽略了经济前提的对所谓类型或者单纯的内在规律的强调与重申，多少有些迹近呓语。与社会学有关的文化生活的形态已经易于为我们在一个没有经济因素的前提下反复说起，但是真实的情形依然是：媒介、出版、影视以及广告之类文化产品依然只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这些劳动是在特殊的工作以及市场条件下展开的，而这些条件在根本上确定了产品的方向、形式以及具体的差异。

　　面前的黄帝纪年令我们感到了一种人为地制造麻烦的嫌疑，因为这件事不能与经济生活产生任何诸如保护文物可以提升城市品位进而促进旅游之类的关联。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立竿见影地与文化挂上勾，也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经过文化之门而瞬间具有文化色彩。经济作用制约下的文化是与现代性或者当代性联结在一起的，这使得传统成为在更多情形下只是内在地起作用的一个背景。现代社会里的一个具有古典风范的谦谦君子不见得戴瓜皮帽并且留辫子，一个戴瓜皮帽并且留辫子的人却有可能只是一个嘻皮士，或者怀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类企图。捕风捉影的臆想与文化的弘扬原本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