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之初，性本善……”开头的《三字经》在中国妇孺皆知。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浙江省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而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陈忠烈和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健明认为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作者。不仅如此，顺德方面已经决定将《三字经》作为本地的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3月20日《现代金报》）

    “《三字经》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历史公案，其说法大致有四种：宋末区适子；明代黎贞；区适子撰，黎贞增广；宋儒王应麟。《三字经》盛于明清，虽然多数明清学者力推王应麟，还是无法平息学界对此的争论。而今天要考证《三字经》的作者是谁，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困难，但绝非没有意义，可令人遗憾的是，一场学术争论很快就在经济考量下偏离了方向──争论的一方径直扑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至此，《三字经》作者之争完全变了味道，曾经令人期待的学界争论再次落入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

    《三字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学术界的争论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学术争论都成了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那么这样的争论不搞也罢。令人遗憾的是，在日趋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圈，这样的事情绝非个别。

    经济发展大潮风起云涌，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地方因此兴起了“考据热”，但凡与本地略有瓜葛的历史人物统统被翻出来包装上场。史有定论的自不必说，悬而未决的也成了竞相争夺的目标。学界的争吵伴随着商界的喧嚣，传统文化未见发扬光大，经济大戏倒是空前繁荣。孙悟空的籍贯、花木兰的姓氏、金瓶梅的原址……一项项学术成果令人匪夷所思。

    学术归学术、经济归经济，打着学术的旗号发展经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偏离方向。在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指引下，不仅昔日不被重视的资源被加以保护，渐而演变为无中生有、毫无节制的狂采滥挖，只能是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钱钟书曾经说过，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又何必去问那鸡蛋是哪个母鸡下出来的呢？现实的情况是，热衷于考究母鸡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当然，他们并非出于对母鸡的热爱，而是希望把母鸡抱回家给自己下更多的鸡蛋。由是观之，热热闹闹的《三字经》作者之争无非是再次验证了“母鸡定律”，无论《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终究只是那只会下蛋的母鸡，而母鸡本身永远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