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街头艺人希望像国外流浪艺人那样在街头以歌唱为生，同时增添城市艺术气息。但现实中，城市街头艺人频遭冷眼，甚至被当作乞讨者，被视为影响城市形象的“社会问题”。
　　上海12名市人大代表不久前共同建议制订《街头艺人管理条例》，通过规范管理，让街头艺人表演成为城市一道“景观”，这一建议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冷眼与热心：街头艺人遭遇尴尬

　　黄佳骏离开家乡广东1年多了，“生活在异乡的压力”是他成为街头歌手的主要原因。每天早上8时多，他背起吉他，拖着便携式音箱，出发前往离住处最近的地铁站，“开始流浪的生活”。
　　在地铁表演开始之前，黄佳骏有一段开场白，希望乘客能理解他以歌唱谋生的努力，宽容歌声带来的打扰。之后，他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唱起《流浪歌手的情人》。一曲唱毕，他再次对打扰表示歉意，然后抱着吉他在地铁车厢中穿行，希望得到人们经济上的帮助。
　　记者注意到，许多年轻人对流浪歌手报以理解的微笑，并愿意解囊相助。上海市民陈小姐表示，流浪歌手歌唱“有很浓的生活气息，蛮好听的”。不少年轻人认为，流浪歌手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谋生。
　　也有不少地铁乘客对流浪歌手带来的“噪音”表示不满，甚至捂上耳朵。他们抱怨说，“上、下班途中都不得清闲”；“地铁本来就比较拥挤，歌手拖着大音箱来回走，烦人而且不安全”。
　　黄佳骏表示，频繁遭遇冷眼，让他“后来唱歌时的声音有些发抖”。
　　对于另一些街头艺人来说，热心人的怜悯也会带来尴尬。网友“张一疯”接受过多年专业声乐训练，他希望像国外的流浪艺人一样，在街头唱歌为生，既为自己挣得一份收入，同时为城市增添艺术气息。
　　在“天涯论坛”上，“张一疯”发帖讲述了自己首次在地铁站唱歌卖艺的经过：一曲终了，两位50多岁的阿姨走到跟前，其中一人掏出20元放在他的包上，让他去买点吃的。“张一疯”说，那位阿姨“怜悯和施舍的目光”始终浮现在他眼前，深深刺激着他。他调侃，下次要做个牌子，写上“拒绝施舍”。

规范管理是限制也是保护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看来，被施舍不是低下的表现，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都是公民，没有谁低人一等。“街头卖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街头艺人，也有尊严。”
　　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时常可以见到成群的街头画家就地涂鸦，围观者众多。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街舞，巴黎街头的地下乐团，都是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上海，街头艺人能否成为“城市景观”？
　　针对这一问题，12位上海市人大代表呼吁制订街头艺人管理条例，建议对街头艺人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行身份登记，对演出内容、类别、活动时间地点等进行申报、审批，并颁发许可证。
　　12位人大代表之一、剧作家罗怀臻认为，目前街头艺人可分为乞讨型和艺术型两类。艺术型街头艺人大多有良好的表演形象和独特的表演技能，街头表演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而且能发扬民间民俗文化。“应该把单纯乞讨与街头艺术区分开来，让以展示疾病、贫穷、残障的城市流浪群体进入公益救助系统，而把属于街头艺术表演和创造等审美范畴的街头艺术激发出来。”
　　专家表示，街头艺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简单禁止街头艺人卖艺行为，既不合理，也损害艺人的自由。如果加以规范管理，让其健康发展，街头艺人可以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
　　“关键是要规范管理，这既是为了限制，也是为了保护。”胡守钧教授说，“街头艺人卖艺的地点、方式、收入等，都要给予一定限制，不能表演有损社会风尚的节目。如果卖艺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应该考虑税收问题。”

给街头艺人生存空间

　　“城市是艺术和文化的摇篮”，胡守钧教授表示，街头艺人也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譬如瞎子阿炳。当年的北京天桥，许多街头艺人拥有高超的艺术水准。”
　　笑话大王“万人迷”、口技艺人“汤瞎子”、相声大师侯宝林等街头艺人，构成了北京城的“天桥记忆”。上海的城隍庙、大世界，也曾汇集大批优秀的街头艺人。但这些景象，对如今的城市居民来说都已陌生了。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讲述了一段在美国排队的经历：几个黑人小伙子旁若无人地跳着街舞，路边排队者原本无聊的等待很快就过去了。
　　罗怀臻等12位上海市人大代表认为，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间目前还没真正开放，许多街头艺人的活动受限。在追求城市管理秩序井然的同时，对街头艺人应采取更加宽容、鼓励、支持的态度。
　　据了解，“让街头艺人规范发展”的建议，得到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肯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街头艺人的现状开展调研，力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制订出有关管理办法。
　　“不妨开辟一些专门的区域，供街头艺人表演，或者举办一些诸如‘街头艺人歌唱大赛’的活动，合理引导。”胡守钧教授说，“让街头艺人融入城市、和谐共生，展现城市的胸怀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