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历来存在着立法万能与立法迟钝两种“偏见”。尤其是前者，被不少人奉作经世济民的宝典。由于这一主张的明显漏洞，现在已经越来越遭到诟病。但是，对于后者，人们却普遍缺乏认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迟钝既不是对“立法万能”的故意挑战，也不是出于保守的需要，而是缺乏忧患意识的下意识。

　　近来，江苏进入了一个立法保护文化和环境的高峰期，“紫砂保护”、“太湖保护”均是亮点。立法保护文化在“文化大省”的语境中尤为引人关注。对于区域性传统艺术品紫砂的保护，以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如11月30日《江南时报》所言，是“天下第一遭”，它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于濒临生存危机的文化遗产的特别担忧，地方人大的立法行动与之和谐并进，整个过程既经过审慎的酝酿，又突出了保护决心的坚定。这种坚定回避了在具体的保护工作中疲倦的可能，因而颇具现实意义。

　　应该看到，当下，很多立法保护的对象都面临生存的危机，很多情况下，不是要不要立法的问题，而是如何补做这一文章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急惊风慢郎中”的现象却一再出现，应该受到保护的对象在喊救命，但立法者却在对岸搓手，或干脆两眼一闭。年中，中国公布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518项，公布之后，各地也陆续有了对一些“非遗”对象进行立法保护的势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对区域性传统艺术品的立法关照不够，更在于一个纲领性的非遗保护法的缺席。不久前的消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全国人大2007年立法工作计划。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但同时，保护区域性传统艺术品的“天下第一遭”，也深刻说明着“区域性条例”在各地的缺乏呼应。

　　立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也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如果说系统性需要立法技术的支持，那么，整体性则需要立法意识的支持。一家之先，还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