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和“国学”类书籍的畅销交相呼应。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索——

　　“国学”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

    作为一个侧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与圈子里的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叹中国古典文化边缘化的学术地位。可是另一方面，近几年媒体上却不断传出“国学热”、“国学年”的消息，这种冷热的反差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少年国学班”

　　追溯“国学”近两年在中国复兴的脚步

　　2005年末媒体上出现了“国学年”的说法，因为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国学班，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同年12月，广州举办了“全国首届儒教学术研讨会”，被人推为新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蒋庆，拿出了《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的文章，引起了与会者乃至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大众文化层面，在这一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把传统节日法定化、公祭孔子、公祭黄帝等类的呼吁也屡屡见诸报端。

　　但也许2006年才可算是“国学年”。这一年，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学已经来到了自己身边。你看，先是易中天凭其如簧之舌，以“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样绘声绘色的、比《大话西游》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语言，树立了“学术超男”的形象，并且以招标的方式出版他的书，一时间，“易粉”、“乙醚”的名词满天飞，易中天如日中天，通吃天下。在此热闹形势下，北师大传媒教授，同时也是央视节目策划人的于丹则演绎了国学“心灵鸡汤”的新神话。而在这期间，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宣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全世界华人选出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为二十世纪“十大国学大师”。很有意思的是，宏大的“国学大师”海选、庄严的祭孔典礼之外，一个号称“国学辣妹”的女生，直言“重振国学”、宣称要“勾引孔子”，以夸张的形式，大大吸引了网民的眼球，把“国学热”的娱乐性推到极致。

　　海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倡导

　　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股潜流，半个世纪前就有不少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执著者。1958年，港台学者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公开宣示了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地再次掀起文化讨论热潮，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学者所持的弘扬传统文化立场，与港台钱穆、徐复观、南怀瑾及身处海外的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应。在这波被称为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中，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南怀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派的代表观点。南先生说：“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回顾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以前，捍卫与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主要还属于学术活动的范畴，但给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好了理论准备。此后，作为实践性的文化运动不断推行起来了。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大力推动读经运动，开始只限于台湾，后来发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新浪网曾以“王财贵带动2000万人读四书五经”为题。报道了他在大陆推行读经运动的情况。从思路上看，面向儿童的读经教育、高校的国学班，与梁漱溟等人当年所实验的“乡村教育”很有些相关，都属于踏踏实实的“下行路线”，是民间自发性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近十来年各地的国学活动，都已具有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意义，往往都伴随有相当规模的造势。譬如北大开办国学班的消息公布后，季羡林发表讲话，肯定其“有助于激发爱国热情”，张岱年也表示高度关注。人民大学招收国学班，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新京报》等媒体上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登载与记者的访谈录，以“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为主题的宣传攻势异常猛烈。媒体的介入，使这些国学实践，显得异常热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等发起倡议，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甲申文化宣言》，标志着国学活动开始了新的阶段。当然，“甲申宣言”仍然还是以民间的方式发布，但是因该宣言由最富影响力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发布，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指导性的意义就十分明显，并因而对政府和各种民间文化力量都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力。阅读“甲申宣言”，可以感受到参加者真诚、严肃的态度，我以为这是很好的一种文化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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