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质疑和批判的同时，风水在世界范围内却受到重视

　　“比尔·盖茨到中国来，住的房子就找我看的风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于希贤教授不无自豪地说。“李嘉诚也找我看过风水，好多港商为了找我家里的电话花了好几万。”

　　于希贤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开过风水课。1990年到1991年，于希贤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教书，学校给他布置的教学任务是讲北京历史地理。于希贤带了本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上面有他的一篇关于城市风水的文章，叫《中国古代城市风水的选址与布局》。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的俄国学生，很多人精通汉语。于的文章被学生看到，马上就被20人拿去复印。学校后来知道这件事，就干脆让于希贤开了风水课，给学生系统讲授风水学知识。

　　“他们之前也听说过风水，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风水感兴趣并不是因为猎奇或者实用，主要还是为了求得真知，为了了解风水中的奥秘，他们觉得风水是一种智慧。”

　　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系主任对于希贤说，风水是古人馈送给我们的睿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将为世界创造一个和谐的未来。

　　于希贤的风水课开讲了，“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听众中不乏莫斯科大学的院士和教授，“还有人穿着中国古人的长袍，头发盘起来，完全装扮成中国古人的样子。”怕听众听不懂，于希贤一开始用一半中文一半俄文讲。“后来讲着讲着，学生都说，于老师，你不要用俄文，就全用中文讲吧，我们都能听得懂。”

　　因为风水课于希贤在学校里大受欢迎，校方甚至将他的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由副教授级提到正教授级，并且换了住房，配备专车接送。

　　在于希贤看来，比起洋学生对风水学的崇拜与探索，中国人几十年来对风水的质疑和责难有些不可理喻。

　　《新世纪周刊》VS 于希贤

　　西方热捧风水学

　　俄国人为什么会对风水那样狂热？

　　因为他们觉得那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这是自己的根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分三个层次：一是抽象的，哲学的宗教的层次；二，狭义的文化层次，比如唐诗宋词等等；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文化。

　　风水是第三个层次。比如城市的建筑风格，为何在这里选址，这样规划设计，路怎么开，树怎么种，大门怎么开，包括居家家具的式样摆设等等，建筑文化的这套东西就是风水，指导思想都是阴阳五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我在莫大讲过风水课之后，莫大校方就跟北大历史系提出要求：你们派来的人，都是向我们学习，比如核物理等等高科技，我们老教你不合算，也得从你那里捞点东西。捞什么呢？我们不会的，就是风水、养生这些东西。

　　当时莫斯科大学校长就给北大校长写信。指名让我每年去莫大讲学三个月。帮助他们成立一个东方生态文化研究室。实际上任务就是两个：研究风水，另外就是研究中药养生。

　　西方人一开始对风水好像并没有这么积极。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两种文化系统，既不能用中国的东西衡量西方，也不能用西方的东西衡量中国，各自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时间排列，中国人认为天干地支，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这跟笛卡尔时间一直向前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在中西文化的撞击的时间里，双方都不能互相理解。利玛窦跑到中国来，别看他对中国皇帝挺尊敬，私底下他偷偷给教会打报告：中国是个迷信的，野蛮的，没有经过基督教洗礼的民族，破土动工还要挑个所谓好日子。风水、中医，凡是基督教教义不能理解的东西，一概打成野蛮落后的迷信。

　　中国人和外国人打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派人出去留学，学的什么呢？就是利玛窦骂中国的这些话，后来这些人回来之后骂得比外国人更起劲，连针灸都被骂为“东方巫术”。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之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不好。这些人在国内长期被称为“进步学者”。

　　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文化浪潮又转了过来，西方人开始重视东方的文化。比如针灸麻醉，特别是开胸开颅，用针扎进去，不用打麻醉针，一些西方人这才意识到，身体有经脉穴位这回事。后来风水也是一样，在西方被人重视起来。

　　风水在国际上影响如何？

　　就像俄罗斯人一样，西方人看中国的风水，就觉得有些神奇的道理在里面，觉得不可思议，就想去了解。英国《泰晤士报》常有介绍中国风水的文章，日本有2200所大学，其中110所大学都正式开有风水班。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伯克利大学在1973年就开始招风水的博士研究生。当时中国大陆是封闭的，对外部世界很少了解。伯克利大学当时找来的研究风水的学者是韩国人。

　　韩国风水没有像中国一样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懂风水的人在韩国社会最受尊重，他们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实际上都是从中国学的，时间比较早，唐宋时期。他们城市的选址都是很讲究风水的，比如首都首尔，前段时间说要迁都，绝对迁不了，因为它的风水是自古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