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某种思想或文化现象，要联系时代大背景。如孔子和于丹。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制度衰落而专制主义抬头的时代。孔子所宣扬的“礼”，其实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周朝开国的规矩。 同诸子百家一样，孔子也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忧心忡忡。在那个时代，封建秩序崩溃，家臣谋害主公、大夫驱逐国君、诸侯欺凌天子，以暴易暴的结果，是一个暴力最强者秦始皇建立起专制主义制度。

　　孔子想用“周礼”去对抗和改变这一切，但他以及他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作为一个笑柄出现的。儒家学说在当时既不能象墨家那样还能以自己的实力阻止几次兼并战争，更不能象法家那样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也不象道家那样把世界看个底掉（道家早就高瞻远瞩地看到小国寡民的好处，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仁义”仅仅是“道德”等而下之的东西，这些都是孔老二做梦也想不到的）。有趣的是，孔子学说被奉为神明的时候，恰是在汉武帝铲除了汉初“二次封建”之后，由此宣扬封建秩序的儒家学说成了专制主义的玩物，孔夫子也就成为两千年专制主义的护法天师。我看这不是孔子的荣耀，而是他的悲剧，他被大大小小的皇帝们玩弄了两千年。关键是，孔子维护的是封建，而不是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虽然思想落后，但他却是一个真诚的改革者，只不过他的改革纲领是“克己复礼”（也就是说，大家做人都厚道点，别多吃多占行吗？），即幻想让大家恪守周初礼制以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和谐。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明朝的海瑞，他其实也是一个改革者，是一个专制主义时代的改革者，他也幻想恢复国初洪武爷制定的以“革皮实草”为代表的残酷刑法。孔子和海瑞的作风，又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现在的左派们，不能不说他们的改革愿望也是真诚的，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改革武器和目标都是国朝初年的，看似激烈却不会真正惹恼当权者，他们很象一些哭喊着没奶吃的孩子，只有实在不长眼皮时屁股上才会挨大人的几巴掌。

　　于丹所处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权力和利益被层层分解和垄断的时代，她所宣扬的“淡定”，正好迎合了新兴的既得利益者的愿望。在取得贫富差世界第一的伟业后，既得利益者们最希望的是贫困者和弱势群体放弃追问社会公正的诉求，而尽快“淡定”下来，各自认命，各安天命，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在这个时代，不存在以暴以暴，只充斥着巧取豪夺。富人们该得到的已经都得到了，缺少的只是一个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建立，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好心态——他们得接受这个事实和秩序！事情的真相是：当封建走向专制时，中国第一圣人拖了历史的后腿；而当专制走向封建时，当代第一美女则与时俱了进！与此说来，孔子其实是一个小左，而于美女不过是一个极右。由此，老孔骂了一辈子娘，而于美人则走了红运——尽管她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意义也不知道。事实上，她就是孔老夫子最厌恶的那种女人！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个报应，孔夫子是不会想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虽落后，但内心并不淡定而且要求改革；于丹虽嘴上鼓吹淡定，但不过是以既得利益者一员的身份在帮腔。假如某个被城管追得团团转连个摊子也摆不了的下岗工人抽冷子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于丹的女人带着中学女生式的纯情表情大谈“淡定”时，准会张嘴就骂：淡定淡定，瞎扯什么淡，傻娘们！人与人之不相通，莫此为甚！周舆于天津蛰居斋2007年9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