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迎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近来海外掀起了一股建立“孔子学院”的热潮，而儒学也进一步成为国际学术研讨的热门，国内学者也积极倡导复兴儒学，您如何看待儒学复兴这样一种现象？

　　许嘉璐：“复兴”这个词不是太贴切。我在人民大学有一次讲演。我说，中国的儒学，中国的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但是，我们需要把当年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娃娃抱回来。脏水我们不回收，也回收不了。娃娃是什么？是千百年、上万年积累的、带有普世性的一些东西。过去我们太冷落儒学了，今天回过头，审视、反思，发现从孔子那个时代，一直到宋明儒学，其中有很多宝贝。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耕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经过农耕社会上万年的历史形成，一方面有普世性，一方面有时代性。时代性的内容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慢慢淘汰，但普世性的东西不会消失，比如农业社会最注重并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文化绵延不绝，流传至今。

　　我主张现在加强对儒学的研究。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容易使人追逐功利、显得浮躁，这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再者，我们的传统学问断层太久，不仅仅是儒家，还有法家、墨家都疏远太久。传统的学说是宝贝，虽然里面也有糟粕，但你必须读懂它，才能去除糟粕。

　　那次讲演的时候，早稻田大学的校长也在，他对我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国学的复兴。我告诉他，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目前仅在极少数的学刊上和学者中复兴了，我们对国学毁坏得太久。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不断努力，也许100年以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才会真正形成。

　　《经济观察报》：随着儒学复兴，又有人提出了“政治儒学”，新儒家政治的代表人物蒋庆先生去香港凤凰卫视做过演讲，他将“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及“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归为“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政治儒学”是主张性恶的儒学，是着重于用制度来批判人性和政治的儒学，宣称抵抗人性之恶，需援以外在的政治法律典章制度。您是如何看待新儒家以及政治儒学的政治主张的？

　　许嘉璐：我没有看过蒋先生的文章，也没有听过他的演讲，还不能做出评论。至于说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的用语，而不是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是多元的，是百家当中的一家。我们应该承认人家的研究成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新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为什么出现在国外？第一，他们国学底子好，第二，他们对外国有了解。

　　今天我们是人民的政权，国家要走向民主，代替王道，谈王道政治不见得就合适。政治儒学是看到儒家的好东西，希望能为当前和今后的政治建言。政治儒学的术语能否建立也很难说，因为儒学是无所不包的。至于说这里包括性“恶”、性“善”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争论了几千年的性善性恶论，到现在也没有结论。争鸣是一种好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现在的中国，正迎来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就目前这种状况，“鸣”得还不够。

　　为民着想，不能不考虑建言献策的可行性

　　《经济观察报》：我们交流了这么久，您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地道的教授，儒雅的博士生导师。但您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位国家领导人。您同时拥有学者及政治家这样两个身份，那么您是如何平衡这样两个角色的呢？

　　许嘉璐：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三个境界。第一，真才实学，不至于误人子弟；第二，不要只钻进象牙塔，要关注社会、关心民生；第三，有从政机会的时候，要建言献策，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对自己，我始终不放弃这样的要求。

　　我是一个坚持本色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从我的内心深处，更喜欢自己是个教授，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教授，我属于社会精英的一分子。社会精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只要我看到于国计民生，特别是于老百姓不利的事情我就要说，有利的事情我就要建议。但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说到什么分寸是需要考虑的，有个“度”的问题，因为事物是很复杂的，应当从可行性出发。

　　我不太相信双重性格，觉得双重性格的人都做作，一定有一面是假的。人只有一面，但可以有多重身份。做人做事的宗旨、风格不能变，具体做事的方式方法则可以视情况而定。这样做是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关于免农业税，民进中央几年前就提出了建议，但直到去年中央才全部免掉。这里有一个可行性的问题，要根据国家财政收入和开销的具体情况而定。建言献策的时候，看时间，看地点，看对象，为的是取得好的效果。讲究效果，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为自己。真正为老百姓着想，我就不能不考虑效果，不考虑可行性。

　　协商在决策之前

　　先协商，后决策，中共在决策之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正处于中国历史上频率最高的时期。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最佳时期。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以上三点，是我们在采写本期专题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在与八大民主党派主席、副主席访谈中感触尤深的体会。我们用本报历史上篇幅最大的专题，记录民主党派领袖访谈，见证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新貌。

　　发展，是中共执政的第一要务，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均派员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就北部湾开放开发等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慷慨陈词。过去17年以来，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就三峡工程、浦东开发、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200件左右，许多意见和建议被采纳。

　　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论及全国政协2007年工作部署时说，将以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与建设、推动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去年11月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主席蒋正华率团到广西，就北部湾的开发开放，推动泛北部湾的经济合作进行专题调研。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命脉和存在的价值。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民进中央与首都新闻界联谊并通报了“两会”上的提案，《参政议政研究》的作者、民进中央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王佐书，“民进”针对涉及民生的迫切问题，特别是文化领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工作，并汇总成报告向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反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的职能，也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要义之一。中共十六大以来，坚持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正在急速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04年初，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要进一步推进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和通报会有18次，胡锦涛亲自主持的协商座谈会达7次。次年2月4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进一步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被称为“5号文件”的“意见”，是继1989年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来，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

　　民革中央副主席朱佩璋说，中共十六大以来，他明显感觉到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职能越来越重视，例如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很早就送给民主党派征求意见，成文后又征求了一次意见。过去，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都是不协商的会议，现在也都在会议召开前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朱粗略地统计了一下，2006年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超过20次，而中共十六大之前一般不超过10次，1978年之前更少，有时候一年只有一次。

　　今年1月30日至2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邀请了民主党派代表与会，征求他们对即将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朱对此最为感佩。他说，政治协商，是两党之间的事，作为总理，过去是不会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毕竟，总理是行政职务。但是，2003年温家宝出任总理不足一个月，便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开创了总理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的新风气。那天，温家宝对他们说，你们参政议政，首先要知情，今天请你们来，把上一季度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下一季度的打算，向你们通报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知道你们来的时候都是带着书面材料来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放下稿子，畅所欲言，材料留下来，我一定会详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