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贵州从“文化错觉”到文化自觉——从多彩贵州之“三赛”说开去

　　“多彩贵州”舞蹈大赛的全省总决赛尚未结束之时。众多舞者均言，比赛至此，能不能得奖、谁能得奖，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们已经在自己家乡的大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舞姿。民族民间舞、原生态舞、国际国标舞、时尚舞、现(当)代舞，你方跳罢我登台，可谓“好舞连台”。对此，许多论者均有详细的解析，连珠的妙语，不绝的夸赞，诸多媒体也做过尽情尽兴的报道，无须赘言。

　　而我所注意到的是，在整个赛程中，在各类舞蹈中，甚至是在一些本是“舶来品”的街舞、国际标准舞、动感时尚的拉丁舞中，居然也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贵州文化元素”。如同此前举办的“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一样，其中丰富的“贵州文化元素”，可以说是“三赛”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亮点。

　　在我看来，这正是“三赛”所以令人关注、所以充满艺术魅力和文化张力的“奥秘”所在。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三赛”中，始终充满了“贵州文化气息”，表现在参与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和活动本身的文化意蕴两个方面，都充满了浓郁的“贵州味”。

　　有学者曾将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人们，在不了解外界先进文明的情况下自我感觉良好、抑或极端自卑的心态，称之为“文化错觉”。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因为“欠开发、欠发达”，产生“文化错觉”有其必然性。比如，一方面，我们常自视为“歌舞的海洋”，处处有浓郁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因不能在全国的“文化版图”中占有相应的地位、被人忽视而沮丧、气馁。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沉醉于一种“文化错觉”之中：在以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衡量任何其它地区、民族文化价值标准，孤芳自赏的同时，又仰慕于一切外来的文化，认为自己所曾拥有的一切美好，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中变得一文不值，自愧弗如，在莫名的羞愧中，全盘否定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试想，“文化错觉”这两极的心态，我们不是都曾经拥有过吗？

　　贵州的开发，经济是一端，文化是另一端；顾此失彼，就只能跛足前行。“文化”，是人的发展尺度和发展形式，没有文化开发，经济开发何以为继？对我们自身所处文化环境能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开发的起点。在“西部大开发”之初，我们曾经把贵州的开发，简单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经济开发，不就是一种忽视了文化的“文化错觉”吗？

　　基于此，我甚至认为，在过去的岁月中，对贵州文化的自觉意识，虽然在一部分贵州知识界人士中早有觉悟，并不断地为之鼓与呼，却始终声音微弱、单薄，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足够的声势；而正是“多彩贵州”系列活动的启动，正是这且歌且舞的“三赛”，终成“黄钟大吕”，让上上下下(贵州人和贵州之外)的人们，清楚地听到了贵州文化的“声音”。正是在这声音中，贵州人开始摆脱“文化错觉”的桎梏，贵州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开始大觉醒。贵州的经济和文化不再“独舞”，开始“共舞”，开始相互寻求开发的源泉和发展的力量。在我的认识中，这才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生前曾说：“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对地域文化有“与时俱进”的要求，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确有一些相当稳定的“贵州味”，如同“遗传基因”似的，不能抛弃，也抛弃不了；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必然会代代相传。我们的这个“贵州文化”，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理解它，它在我们生活上发生了什么作用，怎样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还将怎么变化，它具有何种层级的中华文化身份和世界文化身份……凡此等等，我们自己都要有一个清醒的定位，都是需要观察、研究，认真去做的题目。这既是在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们应有的“自知之明”，应有的“文化自觉”。我们完全有理由以多侧面的视角审视“贵州文化”的来龙去脉。“歌舞的”视角，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文化自觉”的一个层面。

　　梳理我们自己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它多元一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它所具有的多方位的现代价值，以唤起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固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但这并非是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的全部、或最终的目的。我们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文化背景下，将如何彼此理解、交流和沟通，产生什么新的变化和有新的发展；我们应该怎样去保护和发扬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统，选择、吸纳、同化不同系统的优秀文化成分，将其变成自己文化的构成性要素，使我们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既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在从“地域”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过程中，从“文化错觉”走向“文化自觉”，从地区和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走向对一切先进文化的认同，由此推动我们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和社会进步。所谓“全球文化”，原本就包含着世界的和民族的、全球的和地方的两种充满张力的要素。重构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传播、吸纳古今中西的各种优秀文化，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景观和精神资源。这是“文化自觉”的又一个层面。

　　正是在如此意义上，我相信，以多彩贵州“三赛”为标志，我们贵州的“文化自觉”才刚刚开始，尚处于第一层面之初始。任重而道远。

　　当我们观赏着“三赛”中精彩歌、舞、才艺表演的时候，一方面会陶醉、自豪，为贵州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而欢欣；一方面又深深地忧虑，因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已经变得如此脆弱、稀缺和珍贵，甚至行将消失。如果通过这些活动，能使我们的党政官员、各界民众，自觉地与我们的歌者、舞者、论者，一起寻找民族、地方文化的精魂，一起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民族、地方文化(它显然不仅只包含歌舞)，才真正叫做“善莫大焉”！

　　目前，我们所能够做到的，还仅限于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原生态歌舞)进行抢救性保护。而这种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市场和金钱的支撑；但这种“草根性”艺术一旦被开发出来，被票房所控制之后，它是否会失去原生活力？是否会退化成僵死的“旅游产品”、“展厅标本”？它那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是否会退化甚至荡然无存？我们将如何避免一些地方已被市场之手“开发”、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样板的“民风民俗表演”状况不再滋生？资本有逐利的本性，而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其公益色彩明显，我们怎么保证这些民间民族文化既能为市场接受，又不被市场损害，不被无节制、无约束的掠夺式开发？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当地居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那么，怎样才能适度地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会不会损害、在何等程度上损害民族民间文化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此等等，我们似乎都还未能破题，认真地思考、切实地行动。

　　保护与开发、开放的博弈，一直经久不息，不同利益集团的互相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这是一个悖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走向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

　　“文化自觉”既包含了认识层面上的文化自信、自尊，是基础；还包含着实践层面上的内容，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自觉反思和调整区域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距，超越非此即彼的阈限，不以“唯我独尊”的定势完全固守区域本土文化，也不以自卑自贱的心态完全放弃自我，任凭异域文化同化自己。而是按照新的文化环境进行调适，实现多元文化之间新的整合和构建。惟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才是一种客观的、合理的文化生态构成，才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与多样性的物质世界相适应的文化世界。在实践层面上，增强贵州自身的文化开发活动的跨文化敏感性，提高对不同文化的反思和借鉴能力，在比较中认识自己和他人文化的特点和长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将本土与异域文化之长融会贯通，构成新的优势，成为创新之本。双向互动，合理整合，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在强调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把区域文化的本土性，与异域文化、全球文化的特殊性、普适性和全球性结合起来。

　　“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观察角度和精神境界。贵州，因为“欠开发”，在已经开始了的贵州“文化自觉”实践中，或许能够为破解那个悖论、难题，提供某种“贵州经验”？

　　这些话题，看起来似乎离即将开始的舞蹈大赛总决赛的主题很远。但我相信，其实很近。试设想，如果有那么一天，“贵州文化元素”真的从我们的舞台上永远消逝，贵州还能够“多彩”吗？

　　愿“那一天”永远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