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专访深圳学者斯英琦

    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看人文精神

    斯英琦，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为宝安电大的教授，近年来，除教学之外，他静居于室潜心治学——全面研读和疏理儒学经典。几年下来，已著有数百万字，却藏之高阁秘不示人，自得其乐。近日，记者叩开斯英琦先生的家门，面对面地与先生探讨中西之学、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人文精神建设需要人性的制度基础与保障

    《文化广场》：著名学者袁伟时前不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人文精神下的定义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你对人文精神是怎么定义的？

    斯英琦：宽泛地讲，人文精神是体现在一定空间中的人类文明的活动及其积累。如果要讲得更清晰些，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人性、人权，人的教育、人的成长和人的创造，它们所焕发出来的一种光明的力量。一个有着浓厚人文精神的城市，它的前提是有着良好的、健康的结构性功能，可以给每个公民以最良好的人性和人权的教育以及保障。在这种良性结构的环境中，每个公民的人性都能得到自然而优良的发展，不会被社会的非理性所压制，也不会受到过分不公正的对待。换句话说，每个公民在这个城市的良性结构中间，都能找到各自较为合理的位置，得到较为理想的成长。同时，每个人又能够在他的社会身份中自足，都能够运用社会身份所赋予他的所有正向条件，创造出他应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财富。而每个人在创造社会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同时，由于处身于一个非常良好的、公正和张弛灵敏的社会结构中，他的创造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认定，能够在社会地位、荣誉、收入报酬上得到他应有的回馈。换言之，在一个人文精神健康、充实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得其所哉，从而不仅使他的物性创造力、同时也使他个人的心灵智慧与道德力量得到持续快乐的焕发。在这样一个公义的光明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预期，他怎么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褒奖，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文精神健康、充实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制度不是一纸空文，也不是脱离人世间的乌托邦设计，不仅制度的每一具体条文都是日常践行、被公民们视为习惯而不疑，就是这制度的意义，也是公民们所信仰、所捍卫、所可预期的。这个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各个行业的制度规章，甚至村规民约、社区文明守则等等，总之是人类为了反对和禁绝那些不文明、反文明行为所设置的一系列规条。一个制度，首先应是充分反映每一个公民的内在需求、情感的需求、创造力的需求，当然首先是他的物质生活需求。其次，它应提供一个平台，让每个公民在这个制度平台上从事你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社会创造。然后，它应该保障你作为一个公民的各种权利，即人权，让你心无旁骛地创造和享受人生，而不致有陷于不公义环境的恐惧。第三，这个制度的回馈是完整的、灵敏的和有效的。这样，制度就将成为你人生的“意义之镜”，这样的制度才是充满人性的，符合当代人文精神需求的。人文精神再高扬，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制度，它的软约束就会僵化；只有当硬约束成为人们的意义追求之境，软约束才会成为非常肥美的土壤。如果一个社会消弥了它所有体制性的叵测，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成为可预期的光明之域，此时，每一个人都会焕发他人性中的美善，他会自动自觉地抑制和化解他人性中的丑恶。人文精神最高、最纯、最美之处就是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它可以是一种道德信仰，一种精神信仰，引导社会向善，向更完美的人生。换一个角度说，当人文精神到了最高、最美、最纯处，人将由衷地产生出神圣感，而这种神圣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实现和依归。

    儒学始终焕发着不失其光辉的人文精神

    《文化广场》：现在一说起人文精神，很多人便认为就是要回归传统文化，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城市人文精神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斯英琦：我的理解，在孔子创立的儒学中，的确焕发着直到今天都不失其光辉的人文精神。孔子反复从各个角度去阐述“仁恕”之道，君子之道；虽然孔子一生致力于“王道”的倡导，但他从无王道附庸的奴才相，他说“邦有道则见（现），邦无道则隐”，体现了他鲜明的人格意识。从孔子的整体思路来看，就体现着相当美好的人性价值观，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呵护，在对他的高足颜渊、子路自述其志时，孔子说要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从容于“仁道”的圣者形象呼之欲出。我非常同意有真孔子与假孔子、活孔子与死孔子的说法。两千多年来，儒学已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民间和草根社会，那些渗透演化成民间道德习惯、道德思考、道德追求、道德标准的东西里边，有真孔子的东西，也有意识形态的假孔子的东西。今天，尽管农村在解体，但是，作为儒学的那个遍及城乡的草根基础，仍然没有在中国完全流失，人们很自然地在家庭里讲孝悌、重伦常；而在社会上，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忠诚、守信、重义、有礼的人是美好的，我们总是认为廉耻是一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我们仍然重视智、仁、勇，仍然要求所有的人们做到知行合一、义利兼顾，我们总是认为人应该成为君子，而不应该做小人。所以，我认为，儒学本身是从我们中华先民的根性里面生发出来的，孔子只是做了创造性的总结和提纯，为我们民族的道德立法，而为后世垂范。在西学进入之前，中国的教育从三家村到国子监都首先是伦理教育、道德风范教育，而并不是纯知识性的教育。所以，当代人文精神的建设，它的基础肯定还在，但这个基础不一定是那么有形和完备的，它的部分内涵可能和现代人文精神是相抵触的。儒学，或者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屡经摧折，但是在我们民间的土壤中绵延不绝，它中间的那些与现代人文精神同向的、能够繁衍生长的部分，必然会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源泉。同时，它中间也肯定会有一些裹上了历史尘埃的恶性基因，也必然会在现代人文精神成长的大树上反复缠绕较量。这是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这是中国人的命，就像西方人绕不开基督教的光明与黑暗一样。但这个宿命并非一味地苦楚，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幸运，也有不幸。这份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虽然给中国的近现代史烙下了诸多不幸之迹，但从“大历史”看，中华民族绵延不息，在百年治、乱之间如今渐入佳境，已足以说明我们的民族命运自有大幸运在！

    对西方文明的吸纳，取决于民族的根性

    《文化广场》：对于人文精神建设，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民粹化的倾向，认为现在的人文精神建设就应该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下的人文精神建设，主要应该学习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创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你怎么看这两种观点？

    斯英琦：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学人来讲，是绕不过去也回避不了的。你想另辟一条路，也不大可能，因为你缺少开辟新路的根基。

    对于民粹化倾向，我坚决反对民族中心论。民族中心论不仅悖时悖德，狂妄可笑，而且它必然无效。对于人文精神建设来说，传统文化中间健康的部分，会自然而然地帮助我们生发现代人文精神，而那些不健康的部分，也会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和当代的发展纠缠不清。对传统文化全盘叫好的人，首先他对中华文化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至少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简单化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家，它的文化的起承变化，不可能是绝对中庸纯正而无阴影没问题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伟大的，但是充满了各种多变性和复杂性。全盘肯定，毫无疑问是一种不顾世界为何物的民族自大。这种人，表面上是民粹，其实在他们心目中人民是一个虚化的符号，从来不知道人民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存在。而在这种虚化中，他们将自己扮演成救世主，梦想着为万世开太平，用意也许不坏，其实大有问题。他们这种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本身就违背了现代人文精神。还有一个问题。首先，传统文化里的正向基因，是需要一定的培育甚至转化的，否则，这些正向基因也可能被急功近利者的躁行所窒息。你必须首先是一个现代的人，要用现代人的心态对这些基因加以引导和培育。其次，对传统文化中那些恶的基因，如果我们不加警惕的话，无疑它会泛滥。若此，我们的社会将走向歧途，我们的人文精神建设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再次，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一些已死亡的基因，如果硬要让它复活的话，我们的人文精神将成为一具僵尸。

    对于西方文化来说，西方文化来到东土，或者东土的有识之士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寻求文化移植，其指向是同一的。对此，我有几句大白话：“当化必化，当化已化，不化也化；异心异情，其道必歧，终不能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都趋于认同的普世价值，那些与民情、民心、民俗没有冲突的普世价值，它当化必化，不化也化。但是，如果是与我们的民心民情相抵触的西方价值，其道必歧，这是化不了的。我们面对传统文化时，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命；我们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化与不化也是我们的命。说到底，这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性，我们的民族毕竟是有根性的。但是，对于那些视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异物，或对这些概念虽拾其名实遗其义的人们，我个人对他们始终怀着百倍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