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当燃、当禁还是有限度开禁，总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徐友渔先生指出，燃放烟花爆竹只是有限的自由，应由政府部门规定燃放时间与善后处理事宜，使民众明白，只有在规则约束下，自由才能得到保护，对立的价值才能取得折中与平衡。（2月9日《南方都市报》）但顾则徐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燃放烟花爆竹这样的民族文化习俗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演进中自然形成并得到延续的，即使是“恶俗”，也不能简单地靠一纸禁令来终结，而要等到它们不符合民族普遍生活方式与心理时再由人们自行淘汰。（2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两位先生的观点大致上正好代表了“鞭炮燃放”问题上弛（顾则徐）、禁（徐友渔）两派的基本观点，值得好好谈谈。

　　我尊重顾先生对民族习俗的珍视与强调。但必须看到，在对于烟花爆竹辞旧迎新意义上，弛、禁两派人士其实并无太大分歧。“禁派”人士所反对的，其实并非是燃放烟花爆竹这种全民族狂欢的形式，并非是这种“至少从唐、宋以来就滥觞的民族传统”（顾先生语），而只是意识到并警惕于一味恪守这种形式与传统所付出的代价，并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首先，我们的时代与先辈古人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有太多不同。先辈在以爆竹迎春时，并未有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如此数量巨大、质量参差不齐的烟花爆竹可供选择，并未有我们目前这种从生产、运输、仓储、售卖到消费各环节均存在的安全隐患。即使清代人潘荣陛在著成于1758年的《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就当时除夕北京爆竹燃放记有如此盛况：“除夕之次，子夜相交，门外宝炬争辉，玉河竞响。而爆竹如击浪轰雪，遍乎朝野，彻夜不停”，我们也不应忽视，当时并未有如今高密度的城市社区，居民区中也并未有现在那么多的加油站和液化石油气站等危险地点。保护优秀的民俗传统，不能无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现实，更不应成为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尾巴主义思想根源与不作为的借口。

　　其次，谁也无法否认，燃放烟花爆竹会带来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火灾隐患以及人身伤害。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2月11日是大年初五，上海有不少人因初五有“迎财神”之俗而于10日晚间到11日早间大量燃放烟花爆竹，以至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指标，分别从2月10日的53和56增加到11日的72和92，空气总体质量明显下降。扰民情况更数不胜数：老人与病人彻夜难眠，小孩子被吓哭，居民家中玻璃窗被震碎……根据网民评选，乱放鞭炮已名列今年过年最不雅行为榜首。（2月12日《文汇报》）由此可见，在有关部门还未能完全将尊重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这一意识内化到依法行政、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执法行动中时，在民众素质还未能普遍达到自觉顾及他人感受以及社会利益的阶段时，烟花爆竹的燃放绝不仅仅如顾先生所言是“燃放者个人应该关怀他人利益的普通道德问题”，而是应当引起服务型政府和渴望提高自治能力的民众共同重视的“公共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将徐先生以“训练和教化”的方式来养成“人民的素质”的主张，解读为一种善意的规劝与引导，而顾先生由徐先生主张中敏锐嗅出的危险气息，却绝非来自于这种无涉专制与精英优越感的良苦用心本身，而是来自于可能不受限制的公权力。

　　更重要的是，顾先生以西班牙的斗牛活动、巴西的狂欢节和德国的啤酒节为例，试图说明包括燃放烟花爆竹在内的“任何”民族文化习俗都是大众的、即使有消极甚至负面作用也不应简单予以立法限制，其实并不恰当。要知道，上述民俗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系自愿参加活动并承担风险，活动可能造成的伤害的承受对象都较为明确，活动组织者在选择活动场地、安全保护措施的准备和危机处理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考虑和丰富的经验。而我们所燃放的烟花爆竹，从本质上说是危险的爆炸品、管制物品，其生产、储存、运输、燃放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与人身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往往无法预测，并常常涉及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民众。行为主体义务、责任的不完全性与潜在受害对象的极其不确定性，是围绕烟花爆竹燃放的诸多事项的至为危险之处，而这样的危害在上述顾先生所列举的国外习俗中并不存在。

　　就烟花爆竹的燃放而言，无论是切实按有关法规定时定点定类燃放并严格执法，还是加快研制开发低爆炸能量、低烟火度与声响度的新式鞭炮，甚或是努力创造更为文明、健康、新颖的文化内容，都无关理论与主义、话语与文本、精英与平民之类命题，而只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技术上的革新。

　　讨论在烟花爆竹燃放问题上逐步移风易俗，仅可视为一种在尊重民族文化习俗基础上的技术探讨，远不必提高到警惕所谓“训练和教化”人民的地步。真正优秀、进步、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文化习俗，自然生命力顽强、生生不息，用不着时刻担忧其消亡并要求人为护持。在爆竹声声辞旧岁之际，如何去陋除弊、移风易俗，以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式生活，恐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