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保护一种文化，只有研究它、传承它；要想保护一个物种、一片区域，也只有研究它、学习它。知识的能量足够大了，向外辐射影响才可能更宽广和彻底；遗产地的保护，才可能在社会充分理解的共同意识下，得到融洽的“社区协管”的可能。——冯永锋(环保人士)

　　日前在新西兰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中国是被亮黄牌最多的国家。一些自然遗产地在过度商业开发等因素的作用之下，面临“濒危”的命运。

　　人们要致富，遗产地要保护，这中间有矛盾，你说该怎么办？在云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有一个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这两年一直在下一个决心，要对保护区开展“有效科研”。决心一下，实际措施就陆续出台，保护区的能量马上就在抬升。让人又惊又喜。

　　我参加过一些有许多保护区管理者参加的会议，感觉最奇怪的是似乎他们都处在拓荒阶段。没有几个保护区的人对本保护区内的物种有着精细和透彻的研究。地位不高、经费不足是所有保护区共同面临的。而在这些保护区进行能力设计和机构设计的时候，又几乎没想到在里面添上一个“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室”“研究组”的必然组分，而把精力，都放在“巡查”上，好像保护区是一所“自然监狱”，保护区生来就是与周边群众为敌似的。

　　保护区其实不仅是为了保护一些奇特物种，也不是为了保护一些动植物的共同栖息地，保护区其实是为了保护住自然的丰富而神秘的“表现能力和文化内涵”。自然的深沉和博大应当是让人类惊讶的，因为这种惊讶和神秘感，人类很容易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但对自然的崇敬又必须更具象化，这时候，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自然研究者、自然教授们，就成为人们鉴别和定位、模仿与认同的一个理想物标。但如果你到保护区里苦苦寻找一番之后，发现除了行政人员，除了巡山人员，你没有看到研究人员的时候；发现除了局长办公室、后勤办公室，没有研究人员办公室的时候，你对自然的敬意，就会下跌，你对保护区的尊重，就会跳水，你对保护区内的“可利用资源”，就会腾生起盗采盗猎的念头。

　　因此，光有卫兵保护是无法提高一个人的威严感的，光有铁丝网也无法增强保护区的领地权。中国拥有许多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拥有许多自然保护区和非物质文化保护区，然而，这里面有太多的辛酸让人无法正视，有些文化是“单线传人”，有些只剩残垣败迹，有些空有一大片领地却看不到一个人员编制，有些则被商业、工业开发过度。你唯独看不到，有一片地方积聚着一批迷人的“知识传人”。有些保护区，连其旗舰物种的基本特性都没研究清楚，虽然其桌上放着这个物种的标本，墙上挂着这个物种的照片，但如果你放胆追问上两句，你就会发现，“负责人”只能含糊地回答些基本现实，而无法给你更细微的描述。而自然的神奇，就在各种细微之处；自然遗产的美妙，就在你日复一日以观察者和研究者所获得的体验当中。

　　如果要想让中国的各种遗产地、保护区，不再频频“濒危”，而能得到更加高规模的认同和尊重，有一条路是可行的，那就是给所有的遗产地都配备一个研究院，让偶然研究成为必然研究，让外来研究成为本地研究，让等待型研究成为自主型研究；数量充分的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对遗产地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细分和剖析，进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氛围。宏观与微观并备，知识与感情兼生。

　　要想保护一种文化，只有研究它、传承它；要想保护一个物种、一片区域，也只有研究它、学习它。只有研究做起来了，滚动开了，去申请经费、去提高级别，才有可能。知识才可能获得金钱、权力的尊重，知识才可能有力量。知识的能量足够大了，向外辐射影响才可能更宽广和彻底，才可能从源头上，阻挡住人们的一些妄念；遗产地的保护，才可能在社会充分理解的共同意识下，得到融洽的“社区协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