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相当多的各式各样的论著，往往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厚墩墩沉甸甸如砖如石。字数多、体积大倒不要紧，如果满是些新异的真知灼见也是好的，问题是没有，或很少有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却叠床架屋、敷云衍雾地垒积、扯连成庞大的一堆。 

　　这样的书读起来很费劲，花去不少时光，好不容易读完了，合上书后一回思，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但这些收获，却多是些混混沌沌、缠缠绕绕、流于皮相的东西。

　　上述感觉，在最近一次阅读中有了突破。著名美学家陈望衡先生的新著《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使我有了穿越混沌、甩开缠绕、揭去皮相的通透之感。我想到了小时候在镇街上看方脸壮汉杀西瓜，使的是那种弯弯的宽刃大刀，豁然一刀下去，便红瓤黑籽地摆在案上了。我还想到了下乡时遇到的一位医生，面对因落枕而叫疼不已的我，他熟练地拈起一根长长的银针，瞅准我脑后某个穴位，噌地一针下去，似一股冷气射入脖子深处，却立马不疼了。

　　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思想？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然而，像从泥沙中捡拾一颗颗珍珠那样，要从卷帙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把古人的美学思想分检、梳理出来，并串联、整合成一个体系，不仅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搞不好会因与哲学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夹缠、相交混而面目不清。陈先生的著作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把中国美学体系概括总结为四大系统，即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以“味”为核心范畴的审美体验论系统、以“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系统，和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论系统。读罢全书你会感觉到，陈先生的概括不仅是高屋建瓴的，而且是独到的、通透的。

　　“道”、“仁”、“阴阳”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对中国美学而言，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关于“道”，陈先生指出，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美不在表面，而在内涵，这内涵最根本的就是“道”。“道”是宇宙之本，而中国美学讲的“象”，实是“道”的外化、“道”的象征。那么，“道”的显现，即为具有审美意味的“境界”了。关于“仁”，陈先生认为，孔子对“仁”的三种转化，对于审美有重大意义：一是情感性转化，使仁具有类似审美情感的性质，从而有可能转化成审美；二是推己及人的转化，使本来只具社会群体意义的仁具有了个体意义，社会本位移到个体本位，这正是审美所需要的；三是向礼仪形式的转化，使得抽象的仁具象化了、感性化了，而审美正是以感性为本质的。“没有形象为载体就没有审美。”关于“阴阳”，陈先生认为，《周易》的“阴阳交感”说为中国美学的审美关系论奠定了基本品格。“中国古典美学非常看重生命的美，儒家看重人的生命进取的一面、刚健的一面，道家看重人的生命保藏的一面……凡此都与阴阳哲学有不解之缘。中国艺术有自己的辩证法，注重形神、虚实、动静、明暗、刚柔的处理，讲究相反相成，这也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如此这般的论述，架起了一座座逻辑通畅、词语晓达的桥梁，使我们熟悉的一系列经典范畴顺利地走上了审美的殿堂。

　　中国的文化史很大成分上是由文化名人的言行创造的。文化名人队列浩荡，像漫天的星斗，使泱泱中华的文化天空璀璨夺目。这些人或者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是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或者兼各家于一身，但他们似乎都可以进入美学家的行列。这一认识可以从陈先生的书中得到证明。陈先生让古今众多的文化名人进入《中国美学史》，对他们的美学思想，无不纵披横览、条分缕析，其剖解之精辟，评点之中的，常让人有击掌之叹。如说庄子，尽管其“本意不是谈美学，但他的哲学却最多美学，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体道理论从本质上看，是合乎审美的”。如说屈原，“他的想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他将神话与人事、巫风与民俗、历史与现实、人类与自然全部接通，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奇异瑰丽、恢弘壮丽、灵动变幻的艺术境界，一个充满生命意味、人世沧桑、历史感喟的美学宇宙”。而其“发愤以抒情”则“成为中国美学一个重要原则而为后世的文人所继承与发展”。如说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其“骨子深处是通向道家的。说穿了，它是披着袈裟的道家”。“禅宗最受在野知识分子青睐的还不是禅义的哲学化，而在于禅义的美学化”。禅宗主张取一种自然的适合人的本性的方式生活，“从宗教的角度说，这是成佛之路；从美学角度上讲，它是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