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记得您说过，“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那么，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作画的冲动和灵感的，怎样在画面上表现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世界？
冯骥才：绘画的冲动，对我来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有时是一片光、一段音乐，或读一首诗，写一篇散文时。只要有了绘画感觉并有时间作画，我必须马上就画，决不等待，决不遏制。这与写作不同，写作需要较长时间，绘画需要瞬间将感觉捕捉到，而且只有在自己家的画室才能找到绘画的感觉和氛围。一个艺术家的绘画感觉是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禁不起一点外部的干扰。
当我在现实或幻觉中看见秋天逆光中的一片芦苇，那些光和影马上就变成了笔墨，变成具体的表现手法，这时便可下笔了。这中间是没有过渡的。换句话说，只有把对自然的感受变成具体的绘画语言，我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冲动。我在田野调查中，经常看见车窗外非常独特的风景，但回来画不成画，因为它不是你心灵里的东西，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而已。
总之，绘画对我而言是一种心灵生活，与我如影相随。这一年来我不断地画，有时只是因为聆听一段钢琴曲——比如我画过一幅《冬日的旋律》，一条黑色的河在雪地中间流过，所有春天的因子都潜藏于冰天雪地中，它是大自然的血液、是最有生命力的旋律。当我找到这个感觉后，那条深邃的河流瞬间变成纸上的笔墨，自然地宣泄出来。正是一首钢琴曲赋予我作画的灵感，这样的画已不可能再画第二幅了。
关于现代文人画
“我更强调绘画的可叙述性”
记者：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文人画宣言》中，深刻分析了中国文人画的成因、发展及艺术特征，读后印象最深的是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所反映出的文人画的两个重要属性：文学性和直抒胸臆。美术界评价您的绘画属于“现代文人画”，您认同这一概念吗？如认同，您的“现代文人画”与古代文人画有何异同？
冯骥才：我的画属于“现代文人画”，这个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画家程十发提出的。他说：“什么是现代文人画？你们去看看大冯的画就知道了。”后来我去日本举办画展，平山郁夫也认为我的画属于现代文人画。我成名于文坛，一般人不知我有一个漫长的丹青生涯。从1961年到1990年，我画了近30年画，其中包括临摹古画，在此过程中基本掌握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有了坚实的宋画基础和线描功夫。我认为中国文人画有四个基本特征：一、直抒胸臆；二、张扬个性；三、将中国画文化化，即文学性；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画样式，即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
至于我的现代文人画与古代文人画的异同，我认为，我在直抒胸臆、张扬个性和文学性这三方面，均继承了古代文人画的传统；唯一的差异是，古人强调诗与画的结合，我则更强调散文与画的结合。诗是把大千世界的感受凝聚于一点，用最简洁的句子表达出来；绘画是把一个动态的世界变成一个静态的瞬间。在这一点上，诗与画最容易结合。散文是线性的，一句一句不断将意境深化。我希望我的绘画更像散文，更具可叙述性。比如，“太阳还未出升前，田野是寂寞的，模糊的，大地还残存着夜的阴影；这时，天空开始在迷离处透出一些晨曦，在星星点点的积雪处反射出亮光，最早的一声鸟鸣在极远处清晰地响起来……”我完全可以把这一散文的意境转化为绘画语言——用浓墨渲染夜色中的大地，极远处用曙色扫上一笔，一群小鸟振翅飞翔，留下一片很大很冷的天空。强调画面的可叙述性，这是古人所不及的。
关于传统与借鉴
“我基本的元素是中国画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画从画幅比例到光影透视效果，都吸收和借鉴了西洋绘画的形式和技法，显得既清新独特又富有时代气息。
冯骥才：我基本的元素还是中国画的，如对毛笔的运用、线条的韵律和审美，墨色的变化等，中国画的几个基本元素都具备。我画中所有的颜色都要与墨说上话；只要说不上话，这幅画就失败了。
以笔墨为主，是我绘画的基本特点。当然也吸收了一些西画的手法，如讲究笔触和肌理，像“皴”一样表现山石的质感和立体感。我还会用一些厚的颜色表现物体的肌理效果，但这种肌理仍有“皴”的味道而非油画的笔触。但我比较喜欢强调光的运用——光是生命的元素，因为有太阳光的照射才诞生了世间万物。我尤其喜欢黄昏中的逆光，在逆光中可将生命看得更透彻。如一片树叶，在逆光中看时是鲜亮的，连叶中脉络、汁液的颜色都一目了然。幼时，我喜欢把双手蒙在眼上看太阳，这时的手是红的，里边是血的颜色，那是世上最美的红色，我们永远调不出那种颜色来。阳光使万物充满生命，也充满神秘感；光线给我无限的绘画灵感和冲动。
记者：这也是您对传统的最大突破吧！
冯骥才：对，我们要把握传统绘画中一些最重要的规律和最基本的要素；但当传统表现手法已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时，就要有自己的创造。任何时代画家的任务都不是复制和克隆古人，古人已完成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画光，恐怕是我今后的绘画主题。
关于画风的嬗变
“心境的变化使我的绘画更超然”
记者：您是学画出身，后来当了作家。上世纪90年代初，您又重拾画笔，开始了文学的“婚外恋”，屈指算来也有18年了。在这漫长的丹青生涯中，您从艺术观念到绘画风格经历了怎样一个嬗变过程？
冯骥才：我觉得有三个阶段。一，传统职业画阶段。从学画开始，到临摹古画，以传统技法为主，强调笔墨功力，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国画基础。1978年后走上文坛，内心充满的是文学，使我的思想、境界变得深刻、丰富了。二，自发的文人画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调整。忽然有了画画的欲望，感到自己内心有很多东西需要表现，发现了一个从未开掘过的大矿藏。而且一画就使自己大吃一惊。当时我说，文学是一种责任方式，社会方式，绘画是一种生命方式。生活的坎坷，情感的变化，人生的思考，都通过笔情墨趣尽情宣泄出来。三，自觉的文人画阶段。我从2002年甲子画展开始，走上一条自觉的现代文人画之路，要求自己一定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充满文学性的、诗意的感觉才下笔，并不断有意识地做些新的尝试，如对光和影的表现。另外，我可能会往更意象化的风格上走一走，追求更强的时代特点。
记者：我觉得您现在的画风与十几年前的激情澎湃相比，似乎更平和、更唯美了，这是为什么呢？
冯骥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问题较多，我们这一代作家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思考了一些大的文化、社会问题，给自己带来了未曾察觉的变化，即内心境界变化：开阔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开阔的心灵，绘画自然变得更安静、更安详了。有人说我绘画中的定力特别强，定力来自一个人的信念。我绘画的画幅都很小，但很开阔，与自己内心的视野有关。现在好像什么都不十分在乎了，心境更超然、更坦荡，更宽容了。总之绘画是画家心灵的镜子，画面的纯净折射出心灵的纯净，像经过过滤一样。
记者：现在美术界对您的绘画有无不同看法？比如说觉得您不是学院派，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通常是受排斥的。
冯骥才：(笑)我肯定不是学院派。学院才多少年？1895年才有天津大学，而中国绘画史比学院早得多，所有在1895年北洋大学创立前的画家都是非学院派！何况我现在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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