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简介】

　　张晓凌　1956年生，安徽阜南人。1979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学者王朝闻、刘纲纪。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中国原始雕塑》、《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观念艺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抽象艺术：另一个世界》、《中国肖像·十年精神史》、《创造光与色》、《中国绘画发展史》；译著有《中国神话根源之谜》等。策划的大型文化活动及展览有：“中国油画双年展”（1993）、“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50家展”（2002）、“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国展”（2001）、“东方即景——中国艺术家赴巴黎展”（2004）等。策划的电视专题片有：《中华文明五千年》（15集，中央电视台）、《从乡土到现代》（中央电视台）。曾主编有：《王朝闻学术思想论集》、《欧美油画画风》、《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永恒的美》、《中国古代画风》。获奖有：《中国原始艺术精神》获“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博士论文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等奖；《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获文化部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奖二等奖。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显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针对这些课题，《中国文化报》“名家艺术”栏目主持人陶宏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张晓凌进行了访谈。（以下陶宏简称陶，张晓凌简称张）

　　陶：前几年曾就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等问题对您作过访谈，您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至今萦绕在耳。几年过去了，我觉得事情有了一些变化，获得国家背景的中国当代艺术频频出击，不动声色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被动态势。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张：这个变化值得赞赏和关注，但不宜过分乐观。理由在于，中国当代文化远未达到它在世界格局中所应有的指标和位置，它的声音仍很微弱。我个人的看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首先要看它在世界市场中赢得了多少份额；其次要看它在世界文化权力网络中拥有多少话语权，当然，还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量，比如说，其价值观能否转化为人类共有的价值观，能否在世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等等。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就是中国当代文化能否在世界格局中日常化、常态化。我的意思是说，它不仅仅存在于短暂的、热闹的仪式中，而且要进入其它国家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在被阅读、被聆听、被观赏中而成为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以此估量中国当代文化影响力的话，我们的心情就会格外沉重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坚持上述看法，因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的不可逃避的指标。

　　陶：这样看来，中国当代文化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性的问题？

　　张：关键性的问题不少，其中之一，便是谁来为中国当代文化代言？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回顾百年历史，我们会震惊地发现，在世界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竟未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家来为本土文化呐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世界格局中，本土文化的整体失语，意味着百年来中华民族为现代性所做的种种努力彻底被压抑，意味着具有独特现代性经验和悠久文化记忆的中国当代文化的缺席。如此一来，我们拿什么赢得世界的尊重呢？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文化代言人可谓是赢得世界性地位的基本标志，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而进入了世界文化主流。我一直认为，所谓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仅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情况下是通过形象鲜明的个体来实现的。比如，萨义德对“东方”的自我表述和价值建构，颠覆、减轻了“帝国主义”枷锁对思想和人类关系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赢得极高的声誉。

　　陶：事实上，以鲁迅、巴金、沈从文、梅兰芳、齐白石、黄宾虹的质量而言，绝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的世界级大家，但他们都未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张：这是一个让人非常痛苦的问题，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一是当时的国力太弱，无力也无暇为他们搭建一个世界级的交流平台。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生不逢时，在世界舞台上不幸地成为“沉默的一代”。二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在现代性框架内，中国在文化上的成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鲁迅等人逐渐重视起来，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曾这样断言：忽略鲁迅作品是西方文化世界的耻辱，任何无知的借口都无法弥补这个疏忽。但这只是一个西方学者的良知感言，从整体上目前还很难改变西方的偏见。

　　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成长总是逃离不开西方主流文化的偏见，甚至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