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文化部对全国京剧院团进行了评估。在确定严谨的评审程序之后，经过严格的评估定级，最后定出了11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和17个省级重点京剧院团。为了进一步促进京剧院团的建设与发展，文化部艺术司在连续两次召开国家重点京剧院团高峰会以后，又于今年4月在山东青岛召开全国省级重点京剧院团工作会议。

    省级重点京剧院团是京剧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17个省级重点京剧院团的负责人聚集一堂，畅谈评估以后良好的发展态势。一份份工作汇报凝聚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一组组可喜的数字印证了3年来坚实的脚步。会上，文化部艺术司号召院团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今年即将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明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努力讴歌时代精神，为促进京剧艺术的创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现将大会发言辑集刊发，以飨读者。

    京剧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剧目创新

    不久前，在国家重点京剧院团第二届高峰会上，我做了一个讲话，重点谈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谋划京剧现代戏”的问题。我谈到：当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戏曲界在总结新中国戏曲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认定“推陈出新”仍然是完成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文艺崇高使命的经久而迫切的课题，也认定“两条腿走路”和“三并举举措”仍然是促进戏曲艺术发展、繁荣行之有效的剧目政策。但我们注意到，京剧艺术在新编历史剧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比照着“两条腿”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我们的现代戏创作是较短的“一腿”和较弱的“一举”。无论是就京剧艺术自身的建设而言，还是就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盛典对京剧艺术的检阅而言，京剧界都有责任把“现代戏”这“一腿”续长，这“一举”增强。

    这篇讲话在《中国京剧》今年第2期发表后，我收到一位业内老同志的来信，信中认为我在讲话中“所透露出的力主‘京剧创新’的意愿，道出了许多人久萦于怀的心里话”。这封来信指出：“京剧有着辉煌的过去，至今仍是戏曲中的龙头老大，但也因此而包袱沉重。京剧圈内的保守势力要比其他地方剧种强大得多。除了固有的思维惯性外，它还牵涉到太多人的名与利。于是便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边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文化科技的飞速发展，一边是京剧舞台上对传统教条的墨守与复古主义的回潮。京剧若不再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而继续沉湎于恋旧、泥古的孤芳自赏之中，那么，京剧艺术真的就有可能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这封来信谈得很中肯。在呼唤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之前，信中还谈及了当今京剧艺术存在的5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与恋旧、泥古相关。事实上，京剧不仅至今仍是戏曲中的龙头老大，而且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不仅需要守望，而且需要前瞻，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富精神遗产，但却并不希望自身也成为遗产的民族。我们常说，没有传统或忘却传统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还认为，永远生活在传统中的民族将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民族的悲哀。

    京剧是国剧。尽管有同志对这种说法持有异议，但我觉得它作为“戏曲中的龙头老大”，即便不顶着这顶桂冠也担着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国剧要在民族的复兴之路上发挥效力，要伴随着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剧的复兴。如果说，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是实现国剧复兴的第一梯队，那么第二梯队就非省级重点京剧院团莫属。只是如何胜任这个梯队的使命，如何在肩负使命中向第一梯队迈进，是值得我们长考深思、身体力行的。对于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国家设立的扶持专项资金从2006年起实施，每年10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2006至2008年这3年的专项资金是统筹使用的。在多个扶持项目中，对“剧目创作”这一项目的扶持结果令人遗憾。11个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申报扶持的剧目，至少有半数是不甚理想甚至是很不理想。文化部陈晓光副部长一直认为，包括京剧艺术在内的传统演艺要改变时代变迁、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生存窘境，就一定要与时俱进，实现“三新”——创作新的优秀剧目、推出新的领军人物，并由此培养新的观众群体。而事实上，新的领军人物有待新的优秀剧目来托举，新的观众群体也有待于新的优秀剧目来凝聚。

      在国家重点京剧院团高峰会上，我极力倡导 “谋划京剧现代戏”。因为我认为，在1964年，即新中国成立15周年之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现代戏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三个15年，我们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不仅是没有进展，而且许多方面是在裹足不前且扭身而去。我不知道京剧在传统戏的整理翻新上成就如何，但知道在新编历史剧方面颇有成就——特别是创作了《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的上海京剧院更是成就斐然。因此，就省级重点京剧院团的剧目创新而言，我以为可以在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中择善而从，但我更钦佩对现代戏创作的知难而进。对于京剧现代戏的剧目创作，我一直认为不必非得原创。移植某些地方戏曲的现代戏优秀剧目，不仅对京剧而且对被移植的剧种都是好事。京剧200余年来的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地方戏优秀剧目的“拿来”——在拿来故事内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拿来某些演艺形式，这使得原来就昆汉合流、徽秦兼蓄的京剧，更练就了一副好牙口，也养成了一副好胃口。我们还不排除某些剧目乃至剧团的特色在这种“移植”的创新中逐渐形成。

    大家知道，在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热潮中，不少地方的京剧都列入了“名录”，或许也有不少京剧表演艺术家定为“传人”。“传人”之于“名录”，责任当然在于“守望”，在于“赓续”；并且是不折不扣的守望和原汁原味的赓续。我们完全忘记了京剧大师们“学我者死，悟我者生”的箴言。我一直很纳闷，才200余年历史的京剧，为什么要在“博物馆艺术”上挂号？西方芭蕾行世400余年，从未见其迫切地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说远的，就说我们称为“国画”的民族文化精粹吧，它不仅不需要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精神憩息的家园，而且以“苟日新，日日新”“笔墨当随时代”的追求与时俱进、与世同行。实际上，自古而来的画界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专门之学，自古为病，正所谓出于一律。”（宋·郭熙）又指出：“今人不明乎此，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矣，于我何有哉。”（清·道济）在这次会上，我想与大家一起重温这些画论，希望能一起从“国画”之论中得到“国剧”之行的某些启迪。记得小时候读过盖叫天先生口述的一部自传《粉墨春秋》，我想莫如像喊出“笔墨当随时代”的清代绘画大师石涛那样，在这个工作会上喊一声“粉墨也当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