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6月9日，是中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围绕“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中国各地都推出了一系列活动，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的确，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千姿百态的自然面貌，56个民族的绚丽多姿的生存方式，都留下了众多有形或无形的、自然及文化的丰厚遗产。

　　然而，1949年之后，大陆在经历对遗产认识的曲折过程，一度可称近似疯狂的十年“文革”破坏之后，1979年以来，总的来说，中国政府正在接受国际理念，修正发展目标，在落实抢救措施，完善保护体系等等方面，都已经与国际接轨。

　　遗产保护的问题所在

　　但是，在热闹的“申遗”背后，却往往出现一些遗产即将“破坏”、“毁灭”的警告。

　　早在2003年，就有专家就针对物质性遗产的保护状况，指出“中国现有的28处世界文化遗产应立法加强保护，建立全国性的协调机构，否则新的景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那天，就是其遭受破坏的开始”。

　　这样的警告，被人戏称为“申来就死”

　　不久前，即6月1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也发出这样的警示：“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

　　专家们担心，各地方政府在有限财力的情况下，对新一轮到来的“非遗”热，可能会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即保护几个重点项目，放弃无数星光点点的文化遗产。

　　造成问题的原因，当然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但笔者以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在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方面，以及与此意识形态相配套的体制架构与治理方式。

　　中国的遗产保护的曲折历程，可以说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紧密相连。1949年以来，大陆官方的指导思想，粗略地说，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即：阶级斗争—经济优先—社会和谐。

　　和谐共存才能生生不息

　　前面两个阶段，情况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近20余年来，为了追求经济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不仅直接导致了自然遗产受到破坏，一些文化遗产也难逃风沙进逼、酸雨侵蚀的厄运。

　　相对而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给中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

　　当然，客观地说，这更多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管治方式等，还多多少少还沿袭着此前“经济优先”甚至“阶级斗争”思想指导下的体制架构。

　　所谓“和而不同”，要和谐，就必须要让不同的面貌并存。中央有其政策，但众多遗产，不论是自然的、文化的，都与该地区基层的民众、社区、族群等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甚至融为一体。

　　因而，也只有充分保障人们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自主管理其日常生活和文化、社会活动等的权利，才能真正使得与其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自然及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持久的传承。

　　故而，在目前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尽可能尊重普通百姓选择自身生活方式的权利，充分发挥地方、社区、族群和社会团体的活力和主动性，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同理，如果仅把遗产当作静止不动的、死的文物来保存，或演变成为了粉饰太平的伪民俗的表演，或者为了招揽游客而取媚俗或哗众取宠的形式，那只能算是一种变质的遗产保护，并非长远之计。

    我想，政策加上民众的主动性，和谐共存，和谐共生，这才是真正的遗产得以保护的道路，也才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遗产传承、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