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传统孝道，诚然可以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但却不能不分良莠、照单全收。现在有些个学者高谈儒家的“价值理性”，“孝”无疑是一种道德价值，然而，当“孝”表现或者被编派成《二十四孝》那样无理性的乖张极端、荒诞怪异，试问，那还能说是“价值理性”吗?

一

在中国古代的“劝孝”读本中，就流布之广、影响之大而言，想必是非《二十四孝》莫属。鲁迅曾回忆说，他幼年时的保姆阿长，虽然不识字，但只要看到《二十四孝图》里的哪幅图画，她便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出那一段的事迹来。相比之下，《孝经》虽是一本正“经”，其阅读群和知晓度就远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孝经》专述“孝”的义理、规训，而《二十四孝》则是讲“孝”的通俗故事，后来又配上了图画，所以在民国之前的五六百年里，即便是贩夫走卒、野甿村姑，也大都是耳熟能详。

《二十四孝》据说是元代郭居敬所编(另一说为元代的郭守正)，它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内有二例是孝妇)的故事，题诗赞之，“以训童蒙”。可见《二十四孝》最初主要是以儿童为对象的“劝孝”范本。在这范本里，有些孝行故事，还差强人意，说得过去，比如子路“负米奉亲”，说的是子路家境贫寒，全家常以野菜为食，子路不忍心于父母食不果腹，出远门凭卖苦力打工挣得粟米(这点是笔者的逻辑推理，试想，若非打工，米从何来?)，然后背米赶回百里之外的家中，让双亲吃上久盼的米饭。子路被称为“孝子”，确是当之无愧，我们知道，孔子就曾称赞他的这位大弟子：“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又如汉文帝刘恒，在他的母亲薄太后生病期间，常陪侍在身边，而且先要亲口尝一下汤药，然后再端给母亲服用，这样的孝行虽然并不太难，可作为九五之尊、日理万机的皇帝，如此“亲尝汤药”的孝行，亦足以感召天下芸芸众生了。

但有的孝行故事，乍看似乎不错，可稍一细想，便觉得可疑。如称黄庭坚以贵显之身，“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洗涤溺器，未曾有一刻不供人子之职”。当了官还亲自为老母亲刷洗便桶，这种孝行确是异乎寻常，偶尔为之或有可能，但说黄每晚“涤亲溺器”，至少就有夸大之嫌;而且也不能说让家人或仆佣洗刷溺器，就是丧失了“人子之职”。事实上，在《宋史》里面，对黄庭坚的孝行有记载：“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寝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黄庭坚在老母病重期间，白天夜里频频察看她的面色，睡觉时也不解衣带(好随时起身服侍老母);其母病亡后，在墓旁守丧的黄庭坚，由于哀伤以至于几度病危。这让人觉得真实而感人。苏轼当时就称道黄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所谓“涤亲溺器”，很可能是好事之徒的虚夸之说，甚至是编造出来的。又如“闻雷泣墓”一则，说王裒因其母惧怕雷鸣，所以在母亡之后便将她葬在山林深处，每逢雨雷交加，就奔至山林墓地，跪在墓前泣告：“裒在此，母勿惧!”倘若确曾有这回事，王裒的泣墓之举，显见有一种表演的性质。真实的哀思在于内心，而不是形于外的矫情。还有“老莱娱亲”，七十岁的老莱子，经常穿五彩斑斓的衣裳，在父母前装着婴儿的样子，“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编派出如此装佯矫情的“孝行”故事，正如鲁迅所言：是“将‘肉麻当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