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执着的教授

    裹着传奇色彩的学者

    孙光圻是国内知名的研究航海史的专家，见到他的人都说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有着青年人般的斗志与激情。为什么交通部和学校把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和难度都非常大的项目交给了他？记者采访发现，在孙光圻的人生履历中，有太多的传奇色彩。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学习轮机管理专业的孙光圻从当时的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海运局工作，在船上当了10年海员。在航海之余，他对中国的航海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广泛阅读有关史料，开始发表一系列习作。1979年，孙光圻撰写的《古代大连航海地位初探》及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系列文章在大连海运学院学报和校报上发表，引起了母校的关注。1982年，孙光圻被调回母校主讲航海史课程，当年的他在学校里没有任何职称，连助教都不是，他讲的课程没有任何教材，有的只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个个专题。这是国内学校最早开设的航海史课程。

    在做航海史研究的最初几年，孙光圻就不迷信于学术权威，他瞄准学术前沿，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创新见解的学术论文，并在全国顶尖级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他也因此在1986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孙光圻真正进入国内专家的视野是在他未被邀请而径自参加的一次全国性海外交通史学术大会上。那是1983年，当时，刚回母校一年的孙光圻给这次会议递交了一篇《宋代航海技术综论》的论文，“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文章被退了回来，但是我不泄气，自己买车船票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青年时代的孙光圻有着一股令人敬佩的闯劲和韧劲。那一年，他一个人，带着被退回来的文章，从大连买了张船票，坐五等舱到上海，又买了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开往厦门的火车，“擅自”闯进了在泉州举办的学术会议大厅，殊不料，当时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朱杰勤看到了孙光圻的论文后，深为这个年轻人的文章所震撼，他当即决定让孙光圻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一个来自大连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教师，只抱着来学习的态度坐了几天的船和火车的“小字辈”，经泰山北斗级的伯乐的一次点化，奠定了他今后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当国际权威学术机构——英国皇家航海学会将每年在世界范围内仅发一枚的最高学术奖——青铜勋章在伦敦颁给第一位中国学者孙光圻时，他内心涌动的是对朱杰勤老先生的缅怀和感激之情。是啊，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记者听着也为之动容。也就是在那次泉州会议上，海洋出版社编辑刘义杰找到孙光圻，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并不拘一格地邀请他着手写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史》，这让天性喜欢写作的孙光圻十分兴奋，“这本书我坐在斗室的木板凳上写了6年。”在2005年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庆典上，配套献礼的专著共有四部，其中一部就是孙光圻在17年前出版的《中国古代航海史》的修订版，这部60万字的学术专著迄今仍不失为中国目前最详尽的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的权威之作。

    3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孙光圻教授时，他是学校的港口与航运研究所所长，也是大连市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项目的负责人，在记者的印象中，他是个研究经济与现实的专家，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大幅世界海运地图，他的教鞭在地图上一指，中外几大航运中心的脉络就清晰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一片项目研究要与市场经济挂钩的浪潮中，我只能从研究历史转向研究现实，如今又从研究现实回归到研究历史。”孙光圻笑着说起自己在历史与现实研究中的轮回，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在研究现实的这十多年中，孙光圻同样做出了不亚于研究历史的学术建树。他不仅主持研究了第一个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项目，而且连续承担了十多项交通部重点科研项目，在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航运关系、台湾与大陆的海上交通问题、上海和沿海诸多省市的港航战略与政策等方面，都为国家和相关部门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部经典的航海历史

    第一卷·正史卷正式出版

    在即将到来的7月11日中国航海日庆典活动上，《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的第一卷——《正史卷》将作为主会场的重头戏之一举行献书仪式，这是孙光圻和项目组全体专家历经200多个昼夜共同奋斗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从立项开始一直对研究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热情鼓励的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教授以及学校内所有参与和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士都对这一天充满期待。

     “这个项目在去年夏季由交通部立项，去年11月10日在大连海事大学正式启动，我们项目组就全面进入资料搜集整理与编辑阶段。”孙光圻所在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周围被高高的书架包围，这些书几乎全部是史书，远到《左传》、《二十四史》、《史记》，近到隋唐明清史；大到世界史，小到一个港口的史志，凡是与航海能沾点边儿的书，一股脑地被搬到了一起。这些在记者看来浩如烟海的资料在孙教授看来却那么亲切、熟识、自然，“航海史资料非常零散，有些史书中可能只有一段对编写有用，读者只需要看那一段就够了，可是为找到这一段，项目组的专家们不知要翻阅多少页，读多少遍，而且有很多资料还是用古汉语记载的。”在第一卷中分门别类地汇集了《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中与航海相关的活动、事件、人物、地区、航海工具以及航海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政策等。

    “透过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感受到航海文化的深厚与久远，温故我国辉煌与灿烂的航海历史，这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孙光圻说。

    “这个项目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一群人参与，我只是项目组的一员。”孙光圻兴奋地说，“我们的这个项目组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专家，还有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已经结束了，虽然说主要参与的人是12位专家，但是最多时，有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参加进来，有时，这个房间里有20多人同时在工作，像一个工厂车间一样。”记者眼前仿佛出现了秦朝修撰《吕氏春秋》时浩浩汤汤的场景。

    这些老专家中，有海事大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宣传部部长、政教室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学院院长等。退休在家的他们已经放下学术研究多年，有的专家正提篮买菜，为儿女照看孩子享清福，当听到海事大学承载了如此大的一个项目时，他们扔下了菜篮子，放下了孙子孙女，投入到这场工作中。一辈子做研究工作的专家的热情重新被激发。“有的老教授工作起来通宵达旦，家里人给我打电话问：‘你们用什么办法让我家老头这么卖力？’”孙光圻听后笑了。他对记者说，这不是有什么妙招，完全是老专家们的高风亮节和历史使命感在起作用，是的，他理解他们的兴奋，如同自己的兴奋一样。

     “下一步的工作需要参与的人更多，尤其是地方志和档案卷，资料浩如烟海，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港口一个港口，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去调研、去搜集、去汇编，今后的研究将更繁重更艰苦……”说到这里，孙光圻话锋一转，“好在我们有编辑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全国的水运交通领域的许多高层领导、专家、大企业的老总都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在记者结束采访前，孙光圻教授说：“中国的航海历史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到了明清以后以及近代，我们就陷入了闭关锁国和落后挨打的中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航海事业进入到再次崛起的时期，但是现在我们还只是一个航运大国，称不上是航运强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航海理念、意识和文化等软实力还不够强大。如果我们的这次研究，能在这方面引起重视，引起共鸣，那么，对于建设现代化海运强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听到这里，记者似乎觉得孙教授又从历史转向了现实。是呵，其实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未来，文明的内核总是一脉相承的，而人类前进的脚步也总是继往开来、永无止境的。